《社会主义研究》2024年第5期刊发公司博士研究生刘梦雪文章《中国共产党“团结奋斗”话语的历史展开与语义发展》。
内容提要
“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中极具标志性和稳定性的政治话语。在二十世纪初日语汉字回流的背景下，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持续阐释与再造，“团结奋斗”被重新赋予“为实现无产阶级最终解放而协力前进”的崭新意义。“团结奋斗”话语历经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出场建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重要转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多维延展、新时代以来的创新建构四个时期。话语主体经历了“工农群众”“全国同胞”“中华儿女”“全国各族人民”的演化；话语目标发生了“实现中国的和平与民主”“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递进；话语场域从工人运动延展至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外交等多维领域；话语情态由激奋肃穆转变为高昂稳健；话语地位由中国共产党领导工农运动的标语口号跃升至指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原则纲领。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团结奋斗；政治话语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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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历史。“团结”意指社会成员彼此认同、相互协作，强调内部力量的协调与整合；“奋斗”意指为实现特定目标而英勇斗争，强调前进发展的意志与指向。“团结奋斗”内蕴着中国共产党对于历史主体力量的清晰认知和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自觉主动，在百年党史的风云万变中不断被确证、夯实与延展。“团结奋斗”也由此成为中国共产党极具标识性和稳定性的政治话语，其生成建构反映着中国共产党思想理论变化发展的过程，也以话语的力量持续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的前途与中华民族的命运。
目前，学界主要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团结奋斗的重要论述展开研究，聚焦新时代团结奋斗的重大意义与实践推进，而历史考察相对缺乏，从话语视角展开的历时性分析尚付阙如。“研究问题应该从历史的分析开始”，重新回溯中国共产党“团结奋斗”话语生成、演进与再新的发展轨迹，在历史的前进逻辑中廓清这一话语在具体语境中的主体指涉和语义内涵，既是对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广大人民开辟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侧影回顾，也是继续依靠团结奋斗创造新的历史伟业的前瞻瞩望，对于走好走稳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一、“团结奋斗”话语的词源追溯
“团结”最初指称唐朝设立的地方民兵组织，如《资治通鉴·唐纪》中：“差点土人，春夏归农，秋冬追集，给身粮酱菜者，谓之‘团结’。”后来，“团结”逐渐引申为军事领域民众的集结。《旧唐书·朱泚传》：“时姚令言于城中造战格抛楼，每坊团结，人心大异。”《左文襄公集》：“民自相团结，遇贼格杀勿论，盗渐衰息。”在古代汉语语境中，“团结”一词天然地同民众联结在一起，具有共同武备御敌的特殊意味。与“团结”相似，“奋斗”也主要在军事意义上使用，如《宋史·吴挺传》中的“操短兵奋斗”，《皇明宝训》中的“民丁奋斗直前”等，都意指同敌人奋力搏斗。二十世纪初，“团结”“奋斗”的词义产生重要变化，由古代军事词语转变为处于时代前沿的革命话语。梁启超是重新激活“团结”一词的先驱者，他在1902年所著《中国之旧史》中写道：“激厉其爱国之心，团结其合群之力，以应今日之时势而立于万国者。”在此，“团结”极大地突破了在传统意义上的使用范围与方式，指称对象由较小区域内的青壮年兵丁扩大为全国民众，具体方式从相对具体的军事协作转变为相对抽象的力量联合，目的由御敌防卫变为立于万国。梁启超是在新民学说框架中使用“团结”一词的，其颇具影响的新说有效推动了“团结”一词进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主流话语体系之中。现代意义上的“奋斗”与“团结”几近同时出现，带有浓厚的革命进步色彩。中华民国成立之际，孙中山自题勉词“奋斗”，并为北伐战争作“救国救民，为公为私，惟有奋斗，万众一心，有进无退”的誓师词。考虑到日本较早引入西方先进思想文化，许多蕴含新义的日语汉字在清末民初被重新引入现代汉语，且日语“団結”“奮闘”与汉字“團結”“奮鬥”属于同形近义词，结合梁启超、孙中山等旅日学者政要率先从现代意义上使用“团结”“奋斗”的史实，可以推断出“团结”“奋斗”的复苏应与此时尤为活跃的中日词汇传译有关。
这一时期，与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派并行的还有早期共产党人。其中，旅日共产党人是推动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翻译与传播的主要力量，他们通过大量译述日本社会主义著作，使汉语“团结”“奋斗”同马克思主义语境中的“Unite”“Strive”发生了历史性的叠合。1920年春，陈望道以幸德秋水、堺利彦合译的《共产党宣言》日译本为底本，将“萬國の勞働者團結せよ！”译为“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呵！”1921年，李达在翻译高畠素之所著《社会问题总览》时，同样将此句译为“万国劳动者呵！团结起来呵！”1922年，施存统在翻译河上肇《马克思的理想及其实现的过程》一文中也有“废去旧来有产者社会和伴他发生的阶级及阶级对立，生出一个‘以各人底自由发展为万人底自由发展的条件’底自由团结”的表述，将“自由団結”译为“自由团结”。由此可见，早期共产党人是在直接汲取日本社会主义学说精髓的过程中将现代意义上的“团结”“奋斗”传入中国的。正因如此，在各派人士对社会主义概念学说作出失之毫厘、差之千里的理解和解释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能够牢牢站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上，对“团结”“奋斗”作出最符合中国革命实际和人民解放实际的理论阐释。1921年11月，毛泽东在《劳工周刊》中提出“以全阶级的大同团结，谋全阶级的根本利益”，将“团结”的对象界定为无产阶级劳动者，将“奋斗”目标指向无产阶级的最终解放。1922年7月，陈独秀在《马克思学说》中指出，“这个随着资本集中产业扩张而集中而扩张的无产阶级，必有团结起来，夺取国家政权，用政权没收一切生产工具为国有，毁灭资本主义生产方法之一日。”施存统同样认为，团结奋斗是无产阶级获得解放的必由之路，“一切第四阶级人们都团结起来，实行无妥协的阶级斗争，第四阶级才得解放。”在中国共产党早期话语体系中，“团结”“奋斗”作为事关国民革命成败与无产阶级革命兴衰的重要概念频频出现，“劳动者团结奋斗”“为无产阶级奋斗”的主张十分明确。
经朱京伟考证，早期共产党人广泛使用的“团结力”一词属于近代日语外来词。沈国威通过比较日语语料库同汉语语料库中特定词汇的词频峰值次序，认定“团结”“奋斗”属于近代日语激活词。如是观之，“团结奋斗”在词源上并非和制汉语，而是在近代日语汉字回流的传译背景下，经过中国共产党的持续阐释与再造，在原意的基础上被重新赋予“为实现无产阶级最终解放而协力前进”崭新意义的日语激活词。
二、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团结奋斗”话语的出场与语义建构
二十世纪初，资本主义在各大商埠的兴盛在短时间内催生了上百万的工人队伍，“但是劳动者没有组织，或是只有公所和无意义的工会组织”。中国共产党一经成立便确立了“团结所有的人，竭尽全力与共同的敌人作斗争”的原则纲领，以此指导工人运动。1922年9月发布的《粤汉路工人罢工宣言》强调“团结奋斗的力量”之重要性，呼吁全国无产阶级联合奋斗，标志着“团结奋斗”话语作为旗帜性口号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中的正式出场。1924年6月，瞿秋白在深刻观察工人运动的基础上指出，无产阶级正在阶级斗争中创造出“以团结力、奋斗力为德行”的新道德，表明“团结奋斗”在得到普遍共识的情况下被提升为无产阶级的道德规范性话语。1925年8月，任弼时代表共青团中央向各地团组织提出“坚工人团结奋斗之决心”的工作要求，表明“团结奋斗”已经作为党内基本策略而得以施行。随着农民运动的继起，“团结奋斗”成为中国共产党凝聚底层被压迫农民的有力号召。1923年2月，彭湃在《海丰总农会成立宣言》中指出“集合全县农民，组织农会，协力团结，反抗社会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争回我们生存的权利”，坚持“经济的斗争与政治的斗争并进，使农民有经济斗争的训练及夺取政权的准备”。彭湃所领导的农民运动呈现出明显的渐进式推进策略，以维护农民切身利益为直接目标与现实任务，以农民阶级运动作为长远奋斗目标。在海丰农民运动的示范带动下，中国共产党以国共合作为契机，在粤、湘等地展开大规模的农民运动，鼓动农民团结起来为自身利益而奋斗。《广东省农民协会成立宣言》宣告：“解放我农民，只有靠我们自己团结本身奋斗的力量。”可以看到，“团结奋斗”话语的出场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运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呈现出简练易懂且极富感染力的群众话语风格，成为无产阶级团结自己的旗帜与打击敌人的武器。
大革命失败后，“团结奋斗”话语在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的土地革命时期一度沉寂。三十年代，国难日亟，中国共产党重新唤醒了“团结奋斗”话语，并以此为核心建构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体系的主体框架。1935年11月，中央政府发布《抗日救国宣言》，其力主团结的范围由工农群众扩充至任何愿意抗日反蒋的人民、社会团体、政治派别、武装部队，呼吁“大家团结，大家奋斗，以誓死的决心以对付中国人民公敌”，极大地争取到中间阶层的接近和支持。1936年8月，毛泽东在《致杜斌丞》书信中欣然写道：“弟等一再呼吁，要求全国不分党派，一致团结御侮。一年以来成效渐著。”此时，中国共产党构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话语体系已经在中国政治话语空间中形成主导性优势，“团结奋斗”受到多方接受和认同。为了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以“团结奋斗”话语破除敌对势力在思想舆论方面的分化离析，增强全国民众的抗战决心与信心。《救国时报》指出：“抗战尚在开始，最后胜利的获得，仍有待于全国同胞的团结奋斗。”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对于国共合作的态度发生了消极转变。为此，中共中央提出“抗战、团结、进步”三大方针以反对国民政府分裂团结的行径，同时借助在国统区公开发行的《新华日报》批评国民政府的反共逆流，“抗战需要我们团结奋斗，在这里，如果，有谁囿于党派的成见，而在工作过程中，表现出不利于团结的行动，那么，在实际上，他就是在帮助敌人，损害抗战的。”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陆续发表《必须强调团结与进步》《团结到底》《巩固团结粉碎敌人的阴谋》等文章，驳斥敌对势力构陷，消除各方疑虑成见，推动了全民族统一团结的进程，把各党派、各阶级、各民族的人民凝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之下。
正如毛泽东所说，抗日战争促进中国人民觉悟和团结的程度是空前的。团结奋斗在中华民族血与火的熔铸中内化为社会各界民众的共识，“团结奋斗”话语也随之固定下来，形成了特定的话语逻辑与雄健的话语风格。在抗日战争的硝烟彻底熄灭后，即使和平建国乃众望所归，蒋介石仍决意将久经扰攘的中国抛入内战。分裂与倒退再次呼唤代表团结与进步的政治话语，“团结奋斗”话语在解放战争动员中继续发挥支柱作用。1948年4月，党中央发出号召——“全国劳动人民团结起来，联合全国知识分子、自由资产阶级、各民主党派、社会贤达和其他爱国分子，巩固与扩大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统一战线，为着打倒蒋介石建立新中国而共同奋斗！”随着解放战争胜利在望，毛泽东、朱德在给李济深等的复电中表示：“此次人民解放战争之所以胜利，是由于全国人民不畏强御，团结奋斗，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一致奋起，相与协力。”“团结奋斗”话语从相对模糊的话语群中提炼出来，得到了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的正式言说。1949年6月，毛泽东在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并选举代表这个共和国的民主联合政府……这是中国共产党、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也是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的政治基础。”这一讲话标志着“团结奋斗”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公共话语表达升维至中国共产党统领全局、协调各方的固定政治话语，顺应了全国人民大团结的历史情境，契合了建设新中国的未来任务。自此，“团结奋斗”话语深深嵌入国家政权建设之中，对党和人民事业产生了长远而深刻的影响。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奋斗”话语言说最密集的时期之一。中国共产党在清醒判断我国社会“国民革命-抗日救亡-和平建国”主题变化的前提下，以高度的历史自觉和理论自觉推动“团结奋斗”的语义流动，从团结工农商学兵反帝反军阀，到团结一切力量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再到团结全国人民击破反动派，顺于历史，合于人心，成功地掌握了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力量的话语权力。在中国共产党的有效阐释与广泛传播之下，“团结奋斗”话语从工农群众向各阶级、各阶层、各群体流淌，缓缓渗入中国社会政治文化的内在肌理。
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团结奋斗”话语的重要转向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宏大叙事下，为了更好地调动一切直接的和间接的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共产党充分发挥“团结奋斗”话语在革命战争时期所积累的驱动性力量，引导其发生从“建立新中国”的革命话语到“建设新中国”的建设话语的逻辑转向。1953年12月，正值《为动员一切力量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斗争——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审定之际，毛泽东在致鞍山钢铁公司全体职工的贺信中表示：“我国人民现正团结一致，为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在此，“团结奋斗”话语清晰明确地指向了实现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现实目标。随着《关于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学习和宣传提纲》的正式发布，各级党组织将“团结国内外一切可以团结和必须团结的力量，为建设我国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作为过渡时期总路线宣传教育的重要理念在全国范围内推开。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依靠全国各族人民和各界人士的团结奋斗，我们祖国的各项事业一定会进行得更加顺利，更加迅速。”以全面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为中心任务的中国共产党通过将“团结奋斗”与“祖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等概念进行糅合连缀，自上而下地传递出家国一体的政治隐喻，激起公众长久以来对于富强的社会主义大国的想象与期待，强势树立起积极进取的集体主义主流价值观念。
现代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核心问题。什么是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如何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这些曾经云遮雾罩的问题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理论与实践的双重探索而逐渐澄明。1956年召开的党的八大对社会主义现代化问题作出了集中讨论和初步规划。毛泽东在党的八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提出，党的任务就是“团结全党，团结国内外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的中国而奋斗。”为了贯彻落实这一指示，党的八大将“四个现代化”与“动员和团结全国一切可能动员和团结的积极力量”一齐写入党章总纲，促成了“现代化”话语与“团结奋斗”话语的联姻。次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进一步阐述了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再次强调“我们的国家现在还是一个很穷的国家，并且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根本改变这种状态，全靠青年和全体人民在几十年时间内，团结奋斗，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一个富强的国家。”毛泽东将全体人民团结奋斗视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根本性力量，尤为强调团结奋斗的长期性与持续性，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团结奋斗”话语由此被纳入中国共产党现代化话语体系，成为具有广泛覆盖性、鲜明导向性与多重阐释性的重要存在。
毛泽东在筹思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与人类命运问题的过程中，对“团结奋斗”话语作出了更深刻的阐释与更广阔的延伸。1954年9月，在一届人大一次会议召开的历史性时刻，毛泽东在开幕式中明确提出，全党全国人民的总任务是“团结全国人民，争取一切国际朋友的支援，为了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为了保卫国际和平和发展人类进步事业而奋斗。”这一论述表明“团结奋斗”话语在直接指向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同时，也蕴含着维护世界和平与促进人类进步的意义。1956年8月，毛泽东在党的八大预备会议中再次围绕“党内、国内和全世界的团结问题”发表讲话，强调“我们要团结全世界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首先是团结苏联，团结兄弟党、兄弟国家和人民，还要团结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进一步明确了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层面“团结奋斗”的基本主体与差序格局。需要强调的是，在毛泽东的语境中，社会主义现代化层面与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层面的“团结奋斗”话语同时在场，但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层面的“团结奋斗”话语毫无疑问作为主题而存在，国际共产主义事业层面的“团结奋斗”话语处于附属地位，体现出中国共产党对于本国社会主义建设与国际共产主义发展的双重关怀。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有序迈进，“团结奋斗”基本实现了从革命话语到建设话语的转型。话语主体从阶级视角下的“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界民主人士、国内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转变为社会整体视角下的“全国人民”，话语目标从政治维度的“实现中国的和平与民主”转变为经济维度的“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国内话语内容从“团结起来为救国而斗争”的民族解放主题转变为“为我们的共同事业而努力奋斗”的生产建设主题，国际话语内容从“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对抗主题转变为“团结起来，为维护世界的和平而奋斗”的和谐主题。遗憾的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由于阶级斗争的误导，“团结奋斗”话语逐渐被激进的阶级斗争话语所取代。
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团结奋斗”话语的多维延展
改革开放的浪潮在席卷社会各方面之际，也带来话语世界的急剧转型。“团结奋斗”话语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迎来空前繁荣，由中国共产党领导政治经济建设的固定性话语从纵向社会层次、横向社会范围向外扩展，不仅以国家发展理念和政党建设理念的形式缓缓渗透到我国政治体制和行政系统之中，而且如水般层层浸染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深层结构。
“团结奋斗”话语在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中的地位跃迁。改革开放初期，在十年动荡中被遏抑的各类思想伴随春风兴起。如何在繁荣盎然却鱼龙混杂的文化生态中树立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是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重要课题。1978年2月，华国锋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作题为《团结起来，为建设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奋斗》的政府工作报告，重新恢复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方针。1983年6月1日，胡耀邦在各方面人士民主协商会上发出“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的重要号召，九三学社、中国致公党等民主党派纷纷予以响应；同年6月21日，李先念在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中着重指出：“只要我们万众一心，团结奋斗，就一定能够克服前进中的各种困难，胜利地达到振兴中华的伟大目的。”1983年6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毋忘团结奋斗，致力振兴中华》，激发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强烈反响与共鸣。当中华民族再一次从厄境中屹然走出，多位党中央领导人站在民族复兴的高度重新诠释“团结奋斗”的价值意涵，有效地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与秩序，再塑了人民对于现代化强国的理想追求。此后，历届党代会报告将“团结奋斗”作为关键概念予以阐释，得出了“成就的取得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结果”“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取决于党同人民的团结奋斗”等重要论断，“团结奋斗”逐步进入中国共产党核心话语体系。
“团结奋斗”话语在社会民众间的再度下沉。在现代化建设深入推进的同时，中国共产党着意对“团结奋斗”话语进行去权威化、去宏大叙事传播，将其引入社会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场域。1982年5月，胡耀邦在天津劳动模范座谈会上指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亲密合作，同一切爱国人士亲密合作，下定决心，团结奋斗，我们国家是大有希望的”。这一时期，党和政府陆续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等政策文件，向知识分子、少数民族、妇女群体等发出“为现代化团结奋斗”的动员令。《人民日报》等党媒广泛报道各地区人民团结奋斗的精神风貌，着力恢复和发扬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优良传统。在中央领导人、国家政策与主流舆论的联合推动下，“团结奋斗”话语主体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全国人民进一步具象化为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普通民众，实现了从精英中心到民众中心的继续下沉。同时，具有显著政治意味的“团结奋斗”话语与更具情感温度的大众话语的交织联叠，形成既庄重正派又亲和近人的话语风格，深化了人民群众对于现代化建设的在场感、参与感与认同感。
“团结奋斗”话语在多个领域的扩展延伸。在进入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体系之后，“团结奋斗”话语在党中央主要领导人的阐释中得到多维延展，形成同频共振的话语力量。1983年1月，廖承志在全国归侨侨眷侨务工作者先进表彰大会上作题为《团结奋斗，振兴中华》的讲话，推动“团结奋斗”成为统战工作的基本原则；1985年9月，胡耀邦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致《团结奋斗，再展宏图》开幕词，将团结奋斗确立为党的建设的重要任务；次年初，胡耀邦在中央机关干部大会上再次强调“讲团结奋斗，就是大家都紧密团结在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方针和政策之下，大家照顾大局，在大局下行动”，在改革新时期标定党中央在全党全国团结奋斗事业中的领导核心地位。1991年春，江泽民在文艺界座谈会上作题为《团结奋斗，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讲话，为文艺战线指明道路方向；同年冬，王忍之在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八五”规划工作会议上作题为《团结奋斗，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讲话，明确哲学社会科学战线的任务使命；2003年3月，胡锦涛在政协少数民族界联组会中提出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民族工作主题。随着话语阐释的日渐深笃与传播方式的迭代升级，“团结奋斗”逐渐成为统贯各条战线与各个领域的总领性话语。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之下，经过中国共产党的常态化叙述与语境赋情，“团结奋斗”被战火硝烟烙印的革命话语痕迹日渐淡去，同时展现出了更为平和稳健、积极高昂的话语情态，从云端降落到人间，逐步成为具有高度延展性、开放性、包容性的话语概念，并衍生了一系列相关政治话语。例如，政党层面的“团结全国人民奋斗”，民族复兴层面的“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斗”，经济建设层面的“自力更生，团结奋斗”，精神文化层面的“同心同德，共同奋斗”，民族关系层面的“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统一战线层面的“同全国同胞一道团结奋斗”。虽然话语形态与话语场域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但“团结奋斗”话语的建构内核仍然是“为实现无产阶级最终解放而协力前进”，这是其保持话语生命力与话语张力的根本所在。
五、新时代以来“团结奋斗”话语的创新建构
在中国现代化转型向纵深处推进之际，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基于对中华文明特质以及社会主义发展规律的深刻洞察，在新时代的风起云涌中赋予“团结奋斗”话语更丰富的意涵和更重大的意义，推动其成为新时代新征程的关键主题之一。
（一）中华文化精神：新时代“团结奋斗”话语建构的文化向度
任何民族的文明形态都是由多样的话语体系所建构的，同样，任何一种话语形态都是历经长期历史发展而成，是民族文化精神的生动展现。新时代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从中华文化宝库中挖掘“团结奋斗”背后深藏的思想底蕴，使其兼具马克思主义理论光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灵韵。其一，家国一体的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精神纽带。绵延五千年的中华文明博大精深，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文化和璀璨的文明硕果，激荡起中华儿女强烈的自豪感与归属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的‘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位卑未敢忘忧国’、‘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林则徐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皆是家国情怀的放歌抒怀，最能感召中华儿女团结奋斗。千百年来，爱国主义情感在中华民族精神血脉中世代传继，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心理基础，促使危亡之际无数仁人志士国而忘家、共赴国难，也在和平年代感召人民团结奋斗、共兴家国；其二，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内在动力。自强不息是中华民族的鲜明禀赋，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光荣传统。所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从思想源头上确立了中华民族刚强、坚毅、精勤、笃志的奋斗品格。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世代后辈衍承先贤传统，将自强不息作为进德修业的重要内容，形成了终日乾乾、不息于诚的文化精神，支撑着中华民族历经沧桑而薪火相传；其三，和合相亲的伦理道德是中华民族团结奋斗的情感基础。和合文化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精髓之一，“我们民族的理想正在于此，我们民族的凝聚力、创造力也正基于此”。从“出入相友，守望相助”到“戮力同心”“上下同欲者胜”，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有亲善、仁爱、团结的精神传统。人们和睦相亲，普遍地协调聚合力量，创造了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灿烂奇迹。习近平总书记以和合文化理念关照现代社会，借助“众人拾柴火焰高”“独木不成林”等俗语俚语对“团结奋斗”进行通俗化诠释，为“团结奋斗”话语融汇了更为坚实的共同价值和更为深厚的情感力量。
（二）实现民族复兴：新时代“团结奋斗”话语建构的价值向度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国共产党矢志不渝的使命，也是当代中国最鲜明的时代主题。2012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时首次提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的重要论断，并随之阐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重要命题，将全体中华儿女团结奋斗视为实现民族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着力建构下，“团结奋斗”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指向，以主题标语、理论话语、政策话语等形式凝心定向。首先，主题标语具有鲜明的导向、动员与激励功能，能够最大程度地凝练党和国家在某一时期的路线方针来实现社会引领作用。党的二十大作为我国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关键时刻召开的极为重要的大会，举国瞩目，习近平总书记以《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为报告主题，向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明确传达了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价值导向；其次，理论是构成话语力量的根本所在。习近平总书记在大历史观的宏阔视阈下对“团结奋斗”作出了系统概括与理论阐释，强调体现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整体利益的中国梦是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最大公约数。在此意义上，铸牢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共同目标是实现团结奋斗的首要前提，由此才能够明确我们能够团结哪些可以团结的力量、选择何种发展道路、抵御哪些外部威胁与内在风险等问题；再次，政策话语是塑造社会共同价值观的重要工具。2022年10月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认真学习宣传贯彻二十大精神的决定》对“团结奋斗”作出权威解读，“团结奋斗，是要郑重宣示，我们必须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大团结，加强海内外中华儿女大团结，形成同心共圆中国梦的强大合力”。“团结奋斗”与“中国梦”理想话语、“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现实话语的紧密联结使其具有显著的理想性与超越性的同时，兼具对于现实国情的指导意义，搭建起联系现实此岸与理想彼岸的话语桥梁。
（三）全国各族人民：新时代“团结奋斗”话语建构的主体向度
一般而言，话语是主体的自我言说，然而“团结奋斗”话语实则展现出双重主体性：“被谁言说”的表述主体以及“为谁言说”的话语主体。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党中央领导人作为表述主体，推动“团结奋斗”的话语主体经历了大革命时期的“工农群众”、抗战时期的“全国同胞”、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全体人民”、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中华儿女”以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全国各族人民”的演变。这种演变反映出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以及不同历史条件下具体任务的适时调整。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继续深化对于“团结奋斗”话语的主体释义。党的十九大报告庄严宣告，这个新时代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时代。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被认为是新时代之所以为新时代的重要标志。经过五年的砥砺奋进，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提升为中国共产党至关紧要的规律性认识，强调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亿万人民的创造伟力。这实际解答了中国式现代化由谁推进、如何推进的问题。中国共产党是由科学理论和革命精神武装起来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坚强领导力量；中国人民是勤劳勇敢的伟大人民，14亿多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走在新时代的壮丽征程上，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体力量。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以共同的利益目标最大限度地整合人民意志动机、激发人民主体力量，持续引导单个的、分散的力量协调形成强大的历史合力，在适应历史规律的前提下推进社会现代化进程。从这层意义上讲，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是一条坚持人民至上的发展道路，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于人民主体地位的推崇与肯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政治组织和发展方式有效避免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每一方都力图剥夺另一方的矛盾对立状态，有力驳斥了西方反华势力炮制的“资源掠夺论”“新殖民主义”等谬论，创造了兼具中华文明特性与人类文明共性的文明新形态。
（四）进行伟大斗争：新时代“团结奋斗”话语建构的情境向度
目前，我们依然处在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占统治地位并逐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代，自无产阶级存在即开始的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有增无已。“各种敌对势力绝不会让我们顺顺利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郑重提醒全党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一个原因。”话语建构无法脱离现实情境，习近平总书记继承发扬中国共产党又团结又斗争、以团结促斗争的革命传统，在党和人民正在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历史情境下为“团结奋斗”话语注入新的内涵。一是党内反腐败斗争。习近平总书记在回顾党和人民百年历史时指出，“能团结奋斗的民族才有前途，能团结奋斗的政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以“团结奋斗”解答历经百年风雨的中国共产党如何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难题，要求加强党内廉洁文化建设，涵养求真务实、团结奋斗的时代新风，确保全党拥有团结奋斗的强大政治凝聚力，确保全党成为重大风险考验来临时全体人民的主心骨；二是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知往鉴今，意识形态领域的“诛心”之战更需要警惕防范。新时代以来，“团结奋斗”在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和书信中频频以精神样态出现并得到高度肯定，振奋着中华儿女血脉相承的伟大创造精神、伟大奋斗精神、伟大团结精神、伟大梦想精神，推动了团结奋斗上升成为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共同的价值遵循；三是反民族分裂斗争。民族分裂势力往往通过捏塑“压迫-反抗”“差异-谋独”话语体系来蒙蔽煽动民众，对我国政治安全和社会进步造成严重隐患。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牢牢确立为新时代民族工作的主题，在各类讲话中以“大家庭”“石榴籽”“团结进步之花”等具象化语言凝聚各民族团结之情，以“共同建设伟大祖国”“共同创造美好生活”激励各民族奋斗之志，极大地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团结伟力与兴邦立业的信念信心。“团结奋斗”与“伟大斗争”相生相成，对立统一，构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两大主题，共同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向前发展。
六、结语
问题是话语建构的逻辑起点，“团结奋斗”话语随着社会历史主题的演变在百年峥嵘中沉浮起落。建党之初和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团结无产阶级夺取资本主义政权的革命目标催生了“团结奋斗”的话语萌生，马克思主义科学原理为其奠定“为实现无产阶级最终解放而协力前进”的意义精髓，波澜壮阔的大革命赋予其平实近人的群众话语风格。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全面侵华带来的民族存续之危推动“团结奋斗”话语主体范围扩展至全国同胞，在救亡语境中集中表现为“团结御侮”。当新中国成立的钟声宣告一切镇压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反动力量都被轰然推翻，“团结奋斗”话语发生了从“卫国”“建国”到“兴国”的意义转变，继续服务于把落后的中国建设成为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宏伟目标。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团结奋斗”深度契合此时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在多维领域衍生出以团结、进步为核心意涵的具体语义。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置身中华历史文化语境与伟大斗争现实情境，实现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的话语建构，使其体现出鲜明的民族性、人民性、时代性的话语特色。纵览百年党史，“团结奋斗”语义演进与地位跃升的过程充分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对于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历史观的坚定恪守与科学运用，生动展现了中国人民组织起来争取社会进步的无穷智慧与强大力量。“团结就是力量，奋斗开创未来”，在新征程的历史性实践中，“团结奋斗”将进一步实现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大众话语的深度融合，由国家民族话语走向更广阔的文化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