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想理论教育》2024年第8期刊发我院助理教授袁文华文章《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四种形态》。
摘要:数字叙事是数字技术进入叙事领域并重构叙事话语的产物。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既加速了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出场,也推动数字叙事为思想政治教育高质量发展注入新的动能。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表现为数字赋能的技术叙事、数字认知的思维叙事、数字环境的文化叙事、数字正义的价值叙事。区分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四种形态,有助于避免陷入技术主义的窠臼,推动数字叙事在兼容社会价值和人文价值中提升叙事效果。
关键词: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 ;叙事形态 ;数字赋能
全文转载如下:
当前,人的“数字化生存”与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相遇使数字叙事成为创新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必然选择,其内含的“叙事素材的多模态化、叙事过程的交互性、叙事场景的立体化以及叙事体验的沉浸性”等特性也成为引领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新风尚。然而,在目前的相关理论研究中,数字叙事的“所指”常局限于技术或工具叙事的范畴,这不仅影响了人们对数字的内涵以及数字叙事的价值和意义的理解,也限制了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实践探索的深化。基于此,对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形态进行全面梳理和系统分析就显得重要且迫切。
一、数字赋能的技术叙事
技术叙事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重要维度,意指借助数字技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活动,着力探寻技术赋能与叙事效果的融合机制。其中,数字技术指向了可执行的技术手段和可使用的技术设备。在多样化的数字技术叙事中,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主体借助泛在网络技术、数字画像技术、沉浸式技术、交互式技术等数字化技术的赋能,对教育内容进行数字化重塑、场景化应用和交互式传播,不仅能实现对传统思想政治教育“文本型叙事”、“图像型叙事”、“记忆型叙事”的弥补,而且可以在强化叙事辐射力、精准化、体验性和参与感中使所叙之事更加丰满、生动和直观。
1. 以泛在网络技术提升叙事的辐射力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和系统集成的技术创新不断加速人、机、物的全面感知和跨越时空限制的泛在连接,泛在网络社会因此成为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场域,而泛在网络技术也成为提升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重要助力。作为一种新兴技术形态,泛在网络是基于数字技术的硬件、软件、系统、终端和应用深度融合的产物。它之所以能够赋能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活动,不仅是因为泛在网络技术所营造的融媒体环境深刻变革了人们的生存境遇、交往模式和知识空间,使思想政治教育的叙事模式从传统的固定化的单模态叙事走向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泛在化、碎片化和个性化的多模态叙事;而且使各种媒介和平台借助泛在网络技术快速有效地抓取教育对象的场景化需求,进而使“对症下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跨媒介叙事”成为可能。这样,时空边界的打破、数字世界的互嵌、教育媒介的融合为“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思想引领提供了新的契机,从而最大限度地拓展了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辐射范围。特别是在全方位、全过程、全空域的数字化叙事平台的加持下,家庭、学校、社会、媒介、网络空间等被共同编织进全场景传播网络之中并实现了数据共享和跨界融合。由此,叙事者更便于对叙事内容、叙事话语、叙事时机、叙事策略等要素进行有效整合和合理输出,最终实现思想政治教育的全景式渗透。
2. 以数字画像技术实现叙事的精准化
当前,社会利益、价值取向、思想观念的分化既凸显了传统“大水漫灌式”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无力感,也强化了因人、因时、因事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现实紧迫性。借助数字画像技术迅猛发展的东风,主张利用数据痕迹精准把握教育对象并有针对性地、智能化地供给教育内容的精准思政、数字思政、智慧思政应运而生。其中,大数据技术的信息挖掘功能深刻变革了传统把握教育对象的粗放方式,这就为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主体基于不同叙事对象的数字画像,精准识别教育需求、合理调整叙事内容、精准输出教育资源提供了可能,也为思想政治教育因人施教、因材施教找到了突破口。数字叙事的本质就是利用数字技术最大限度地还原事物的本来面貌,增强叙事的针对性、趣味性和有效性。数字画像技术通过采集和分析不同叙事对象在生活、学习和工作中的海量数据资源,并以动态化、可视化的信息图景呈现出来,进而智能化地推送匹配教育目标和个性化需求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实现了叙事的精准化和个性化。
3. 以沉浸场景技术助力叙事的体验性
沉浸场景叙事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最具特色的表达方式之一,其核心是赋予叙事对象沉浸式体验,其关键是在叙事活动中有效应用沉浸式技术。沉浸式技术的主要特点是仿真性、可视化和共生性,核心目标是增强用户体验感。从实际来看,依托沉浸场景技术助力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体验性主要表现为三重维度。初级维度是依托3D建模、全息影像等技术模拟现实场景,通过创设虚拟叙事空间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临场感”,实现叙事对象的视觉、触觉、听觉、味觉、嗅觉等多维感官沉浸;中级维度是依托虚拟现实、增强现实等技术模拟具身性叙事场景,在虚实同构中引发叙事对象的思考和情感反应,实现深有同感的“数字自我”的沉浸;高级维度是依托元宇宙、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技术构筑融合共生的叙事场域,通过开放式、立体式的数字化连接跨越现实世界和数字世界的离身性壁垒,实现叙事对象的认知、情感和思维沉浸。思想政治教育沉浸式场景叙事及其技术应用,有效提升了真实身体数字延伸的沉浸感和体验感,能够让叙事对象真正从思政“小课堂”走向数字社会的“大课堂”,并在“亲身”参与叙事活动中深化对叙事内容的理解。
4. 以数字交互技术强化叙事的参与感
在数字浪潮的驱动下,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日益消除了传统单向叙事中叙事者和接收者之间的壁垒和界限,走向了一种双向交互叙事模式——数字交互叙事。叙事对象不再是被动的叙事内容接收者或者纯粹的故事倾听者,而是借助数字交互技术以“共同的叙事者”身份积极参与数字叙事的过程,并以自己的评价、反馈完善着叙事的意义生产。不过,这一实时交互过程并不意味着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被逆转,进而丧失了叙事者地位和功能的主导性。相反,虽然数字时代“叙述主体的行为和话语建构不再具有原本牢固的组织性和规范性”,但是在叙事对象的参与下叙事要素和叙事话语得以重构并升华,从而有可能在实时交互过程中更好地满足其对叙事内容的感知期待和发展需求。因此,数字叙事的运行过程实际上转换成了“叙事者—叙事内容—叙事对象—叙事者”的循环交互模式,交互双方始终处于对话、交流的叙事情境中,并分别作为决策性、组织性主体和参与性、协同性主体共同参与到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内容和文本意义的建构中。不难看出,这一循环交互模式能够顺利运行的关键就是以人工智能、机器学习为支撑的数字交互技术在叙事过程中的深度应用,它通过创设环境、回应指令、提供信息、表达情感和反馈评价等方式强化叙事双方的共同参与和互动体验,提升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成效。
二、数字认知的思维叙事
数字化不仅是信息技术引发的一种系统性变革,更是一场颠覆传统、引领未来的认知与思维革命。数字时代塑造了人的数字化生存际遇和叙事习惯,也强化了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思维定位。换言之,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不单单是在叙事活动中引入数字技术重塑叙事内容和话语体系,更为关键的是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主体思维和认知的转变。
1. 数字思维强化了叙事支点的数据驱动
数字思维首先是一种数据驱动思维。数据驱动思维是一种从信息化或计算式视角来看待和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蕴含着因数而思、依数而定、随数而行的价值理念。从实际来看,数据驱动思维嵌入叙事活动的过程其实就是叙事主体借助数字技术抓取人们在微信、抖音、微博、小红书、知乎、虎扑等媒介平台遗留的数据痕迹,通过对这些数据资源进行精准加工、分析并转换成叙事对象易于理解和记忆的形式,以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活动从依靠经验认知转向依靠科学预测的过程。这一过程意味着,叙事者应当坚持以实时数据作为理性思考的基础,拥有使用数据来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把数据资源作为思想把握和行为研判的技术支撑以及叙事活动有效开展的支点。在此,叙事活动不再囿于传统带有主观性的独立思考的行为,而是拓展至数据驱动下的人机协作和相关性分析。
2. 数字思维明确了叙事要素的精准靶向
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数据”和“信息”的大规模应用给人的工作、生活乃至思维提出了更多注重细节的精准要求。借助数字技术的普及和应用以及精准思维从国家事务层面延伸到社会生活诸多领域的东风,数字环境下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也越来越具有精准化的趋势。精准把握叙事对象、精准供给叙事内容、精准控制叙事过程、精准评估叙事效果、精准管理叙事要素的转型要求,使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呈现出以思想挖掘的有效性、资源供给的针对性、过程管理的精细化、效果评价的精确化为框架体系的精准靶向思维。精准靶向思维旨在打通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各个要素和资源,实现叙事导入的广覆盖和精准化,形成线上线下衔接、校内校外融合、课内课外联动的全场景式叙事,从而推动叙事对象的思想需求真正得到精准化和个性化的满足。数字思维聚焦叙事要素的精准靶向,使精准育人成为可能。
3. 数字思维彰显了叙事视野的跨界融合
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中的跨界融合思维,意指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活动要跳出思维固化、自说自话的叙事传统,打破原有认知、领域、学科和视野的限制,在数字流、科技流、信息流的赋能下寻求多维度、多取向、多领域的创新发展。近年来,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不断借鉴与嫁接教育学、伦理学、社会学、新闻传播学等学科领域的理念、技术和原理,以全新的思考视角推动叙事的融合创新。从媒介界限来看,不同媒介平台之间的跨界融合和资源整合正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推崇。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正加速进入人们的数字化生存空间,促进教育资源、媒体资源、政务资源在“大思政”格局下融会贯通。从话语界限来看,数字化技术使人们的话语生产、话语表达、话语传播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借助多样化的数字技术助推政治话语、学术话语与日常话语的交叉与互嵌,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具有宏观与微观、线性与非线性、单一与多元相结合的叙事张力。
4. 数字思维突出了叙事资源的系统集成
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系统是叙事主体、叙事场域、叙事媒介、叙事话语、叙事策略等诸多要素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统一体,这种结构关系也决定了系统思维是思想政治教育叙事非常重要的一种思维方式。进入数字时代,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开始走向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为核心,以数字技术与叙事活动的深度融合为关键,以提高叙事效果和育人成效为目标的新阶段。数字叙事带来的不仅是区别于传统单一线性的叙事模式的深刻变革,更是数字思维特别是系统思维的注入产生的集成性意义的凸显。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越来越强调数字资源及其数字化应用的系统集成,主张以立体化、关联性和整体性思维来把握叙事系统中各要素之间的时空关系,实现叙事资源的共享、优化和高效利用。并且,它除了关注数字叙事领域内各个要素的有机整合,更关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系统如何在更大的教育系统乃至社会系统中运行,以及如何在国家、社会、个体互动联系的数字空间中发挥更大作用。
三、数字环境的文化叙事
文化环境是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基本要素。格尔茨在《文化的解释》一书中提出,文化主要是一种符号学的概念,“表示的是从历史上留下来的存在于符号中的意义模式”。作为一种符号化的文化表征,数字技术及其应用不仅打破了文化的社会区隔,而且自身也在以符号形式诠释和发展着文化的存在形态,使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始终处在变动不居的数字文化环境中。数字空间作为一种文化环境驱动和浸润着数字叙事,数字叙事也应当主动适应数字空间的多元文化场域、流动文化情境、海量文化资源、新兴文化载体,以实现数字环境、人、叙事活动的良性互动。
1. 数字叙事应当适应多元文化场域
多元文化是现代社会的基本特征。现代社会中数字化技术的大规模应用使文化的表现形式、存在样态和交流方式变得更加多样和多变。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活动需适应文化场域的这一显著变化及其对人的深刻影响,在把握“云端文化盛宴”中提升叙事活动的效果。因为文化场域不仅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提供了物质条件和技术支撑,还为其提供了影响叙事对象惯习的价值理念、文化品位和审美取向等规定,这些规定构成了人们认知、评价和评价思想政治教育信息的心理倾向。此外,多元文化场域本身又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系统,其间既有不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也充满了各种文化力量的冲突和较量,特别是西方文化借助数字技术的隐性渗透所带来的巨大挑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除了要以多元开放的叙事风格和有针对性的叙事策略适应数字文化环境下的不同文化形态和人物群体外,也要在叙事活动中揭示多元文化叙事背后所潜藏着的价值理念和意识形态风险,以提高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在数字空间环境的引领效能。
2. 数字叙事应当契合流动文化情境
与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环境侧重于客观性因素不同,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情境更强调主观性因素,特别是叙事主体的有意创设或精心引导。在数字时代,文化随着字节的“跳动”而跳动,人们也始终处于漂浮不定的文化洪流之中。热点信息的转瞬即逝、幻象魅影的众声喧哗、“随意为之”的解构主流、商业逻辑的推波助澜不断冲刷着个体置身其中的具体文化情境,不稳固性、流动性成为数字空间的主流。流动文化情境具有短暂性、碎片化、表层化的特点,这与传统文化情境的稳定性、思想性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数字时代之前,叙事对象通常是在相对固定的文化情境中参与叙事活动;进入数字时代,叙事对象则通过手机或其他便携式设备随时随地进入一定的文化情境获取知识和信息。这样一个时空“压缩”的数字文化场景,使人们不时被变幻的图像和符号所俘获,并在潜移默化中建构着自己的思想观念。数字空间中的流动文化事实上构成了一种非常重要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情境创设资源。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要主动开发和精心创设契合流动文化情境的知识、信息和符号系统,从而使叙事对象产生更亲切的情感体验和认知倾向。
3. 数字叙事应当立足海量文化资源
以文化人是思想政治教育叙事的重要使命,但以文化人的前提是在叙事活动中把握和利用好“人”所创造的文化资源,特别是文化资源对“人”的个性和精神的塑造。因为只有从文化资源走向文化叙事,才能使文化从传统形态中“解放”出来,并走入主体的精神世界。进入数字时代,数字技术与文化的深度融合使古今中外海量文化资源共同汇聚于数字空间。海量文化资源上“线”入“云”,既是人们有效保护和管理文化的重要举措,也极大地便利了数字文化内容的供给和传播。虽然数字文化环境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提供了充足的叙事资源,但叙事对象也存在“乱花渐欲迷人眼”的潜在风险。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强调运用数字化技术传承弘扬和创新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革命文化资源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资源,并积极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充分发挥叙事活动“以文化人”的内在价值。
4. 数字叙事应当聚焦新兴文化载体
叙事载体是故事表达的媒介工具,选择适合的叙事载体,才会形成有效的表达。作为文化要素所构成的活动系统或物化形式,文化载体是载运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信息和内容的工具性事物。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所传递的内容,只有通过一定有形的载体才能成为可被感知、可作用于人的教育资 源”,因而文化载体就成为实现叙事者和叙事对象之间互动交流的必不可少的空间或平台。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文化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态发生了深刻的变革,数字技术赋予了传统文化载体更为新颖的样态,并且呈现出即时性、多样性、互动性和全球性等鲜明特性。从“非遗”到“数字非遗”、从“文旅”到“数字文旅”、从“文化记忆”到“数字文化记忆”,文化载体的数字创新极大地便利了人们对各类文化信息的获取、传播和消费,同时也强化了在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活动中聚焦新兴文化载体的迫切需求。一方面,数字文化载体承载着一定的叙事内容和信息,并且指向特定的身份、情感、文化认同。通过完善技术规制、制度规范和价值引领,可以使数字文化在健康有序发展中潜移默化地作用于叙事对象,起到“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叙事效果。另一方面,数字文化载体是连结叙事者、叙事对象、叙事目标、叙事内容等要素的纽带桥梁。叙事者依据特定的叙事主题和叙事内容,选用与之相匹配的数字文化载体形式,更便于叙事内容的接受和叙事活动的有效推进。
四、数字正义的价值叙事
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在数字技术的赋能下正发生着一场“静悄悄的革命”,这场革命不仅指向事实维度——数字化转型背景下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出场,而且指向价值维度——数字被思想政治教育抽象化和符号化为各种价值诊断工具。某种意义上,数字空间是技术、制度和价值三个核心要素共同建构的产物,价值是推动数字空间有效运行的底层逻辑。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强调了数字的正义性,即开发、应用数字技术的价值准则以及满足人的需要的价值定位。其中,数字风险叙事、数字平等叙事、数字霸权叙事构成了数字价值叙事的三个主要表征。
1. 数字风险叙事突出了技术与人之间的对立
思想政治教育在应用数字技术的过程中,不断催生“大数据+思想政治教育”、“数字技术+思想政治教育”、“人工智能+思想政治教育”、“新媒体+思想政治教育”等多元实践形态。这些实践形态通过立足叙事对象的数字画像(思维方式、认知特点、个性特征、话语特色、行为习惯等)构建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活动,提升了思想政治教育育人效果,却也容易滋生“技术至上”、“技术崇拜”的潜在风险,进而偏离了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以人为本”的根本价值立场。虽然技术是人的肢体的延伸、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和人类文明演进的重要推动力,但技术的“自反性”在给人的实践活动带来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容易以一种结构性力量加深人与技术之间的对立。换言之,数字技术本该成为人解蔽自我、开显真理和联通世界的桥梁,但现实却是人常常依附于数字技术甚至被它驯化或异化。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在强化数字技术与叙事对象的融合之时,也突出了数字技术之于人的潜在风险,特别是人的地位、权利和主体意识的“失落”风险。这些数字风险和技术挑战恰恰构成了对思想政治教育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根本目标的悖离。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数字风险叙事既反对将数字技术与叙事对象进行剥离,也警惕叙事对象被“数字利维坦”所吞噬和俘虏;既关注叙事对象的个性特征和思维习惯,也聚焦叙事对象的生存境遇和发展期待。
2. 数字平等叙事强化了数字资源的合理配置
丰富的数字化教育资源及其有效利用是开展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的重要支撑。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除了指向数字技术的获取和应用,实际上也内蕴着以数字正义推动实现更高水平正义的价值诉求,其中不仅包括面向所有个体的数字资源的合理分配,也包括思想政治教育不同叙事主体之间以及叙事主体与叙事对象之间的平等互动。然而,淹没于信息海洋中的数字资源并不会自动地流向所有个体或群体。相反,由于对网络信息技术的拥有程度、应用程度以及创新能力的差别致使思想政治教育叙事对象产生了接入、使用、内容和素养等方面的“数字鸿沟”,进而催生了“数字弱势群体”和“数字强势群体”之间的数字不平等。“以数据为核心、算法为驱动、算力为支撑的数字社会为数字不平等的产生提供了条件”,而数字空间中大量存在的数据不共享、算法不透明、算力不自由则在强化已有的数字不平等和不正义,并直接导致技术鸿沟、数字贫困、红利差异等现实问题。不难发现,数字信息的处理和应用只是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浅层表象,其深层机理却是分配正义问题。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平等叙事本质上是一种让每一个叙事对象享有合法权益、公平机会和平等互动的正义叙事。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在数字正义框架下充分发挥数字技术创新资源配置的优势,通过建设思想政治教育数字资源库、优化数字化共享平台、提升人的数字素养和数字技能,真正让数字空间成为正义空间,以更好地满足人们更高水平的公平正义的需要。
3. 数字霸权叙事揭示了数字资本的垄断增殖
如果说数字风险叙事主要聚焦于人与技术的关系,数字平等叙事主要关注数字背后人与人的关系,那么,数字霸权叙事则集中在对意识形态的关注。叙事是意识形态的基本表达方式,而意识形态性是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属性。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与数字技术的融合不仅没有削弱其意识形态属性,相反数字技术、平台组织、垄断资本的隐秘性和虚拟性更加强化了廓清意识形态迷雾的必要性。“垄断资本凭借技术垄断形成的技术权力”为帝国主义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继续推行霸权政策提供了重要基础,而数字技术充当了数字资本攫取利润的重要工具。此外,由于数字技术在社会范围内的广泛应用和渗透,数字技术的垄断及其与资本的共谋也将在根本上影响各个领域的主导权和话语权。因此,数字霸权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国家在数字时代维护其霸权地位的重要手段。具体而言,数字霸权是一种经济霸权。后发国家不仅在生产端面临数字帝国主义设置的知识产权壁垒,而且在消费端遭受着数字跨国公司和平台组织的诱导。其次,数字霸权是一种文化霸权。凭借数字技术优势和数字媒体垄断,西方把意识形态包装成数字文化形式,从而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数字文化霸权。再次,数字霸权是一种政治霸权。西方国家利用对信息技术和数字媒介在数字空间推行强权政治以及零和博弈。思想政治教育数字霸权叙事的意义就在于,通过厘清数字帝国主义由表入深的话语逻辑、意识形态逻辑和资本逻辑,最大限度地还原其打着数字自由化、多元化的旗号对媒介平台、数字技术、数字资本的垄断真相;同时,借助思想政治教育数字叙事优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生产、供给和传播,有效提升其在数字空间的吸引力和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