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经济研究》2024年第8期刊发公司教授胡莹文章《论数字经济时代的价值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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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价值革命指的是由于技术革命而导致了商品生产条件和价值形成动因的革命性进化，由此带来生产要素体系和商品价值体系的变革。从价值革命的存在维度来看，价值的去物理空间化、物理空间的数据化和价值化以及数字资本对数字空间的竞争，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价值革命在空间视域中的主要表现；从价值革命的发生机制来看，价值革命的绝对性主要体现在形成价值的生产要素体系的变革和创造价值的劳动过程的变革，价值革命的相对性体现在数字经济对产业关联和产业结构产生重大影响，从而作用于产业价值体系；从价值革命的具体内容来看，数字商品是数字经济时代出现的全新的商品样态，决定劳动力商品价值的生活资料包括了更加丰富的内容。价值革命彰显了马克思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的现实诠释力。
关键词：数字经济时代；价值革命；技术革命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人类大规模协作的广度和深度都迈入了一个新阶段。工业化不断升级，新的协作组织不断涌现，无论需求方还是供给方，成千上万的市场经济活动的相关参与者都被融入数字经济体之中。数据已经成为信息技术革命与数字应用时代重要的生产要素，不仅在经济活动与市场运转中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而且日益成为保持和增强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技术革命与价值革命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在信息技术的驱动下，在数字经济的环境中，商品价值形成的现实条件发生了重大的变革。
一、马克思价值革命思想的解读与拓展
价值革命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已经注意到但尚未系统论证的命题。马克思注重从科学技术变革的角度来分析引发价值革命的社会生产条件的变化。价值革命不同于价格革命，也并不包括商品价值量变动的所有情况。价值革命指的是由于技术革命而导致了商品生产条件和价值形成动因的革命性进化，由此带来生产要素体系和商品价值体系的变革。周期性的价值革命想要阻碍价值运动的正常进行，但它恰恰证明了价值运动的独立性。
1. 马克思的价值革命思想简述
马克思注重把价值革命放入资本运动中进行考察。资本不仅是一种社会生产关系，而且还是一种运动。“因此，它只能理解为运动，而不能理解为静止物。”资本是一种运动，价值成了过程中的主体，“在这里，价值经过不同的形式，不同的运动，在其中它保存自己，同时使自己增殖，增大”。马克思在分析资本循环过程所遭遇的阻碍时，非常重视价值革命发生的影响。“价值革命越是尖锐，越是频繁，独立化的价值的那种自动的、以天然的自然过程的威力来发生作用的运动，就越是和资本家个人的先见和打算背道而驰，正常的生产过程就越是屈服于不正常的投机，单个资本的存在就越是要冒巨大的危险。”在以前考察资本循环时，主要只是分析资本价值单纯的运动形式，因而假定以商品按照价值出售为前提，没有考虑在资本循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价值革命。可是，在资本循环的现实过程中，价值革命的现象是时常发生的，影响着资本循环过程的正常进行。这种影响会使资本循环中的价值比例发生变化，从而影响资本循环的正常进行。所以，生产要素的价值革命，也是资本循环所包含的内在矛盾的反映。
价值量的变动对产业资本的循环必然发生影响。例如，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使价值量变小，技术条件差的个别资本的生产就难免有陷于破产的危险。事实上，价值革命正好反映了产业资本运动中的矛盾。在以价值为主体的资本运动中，周期性的价值革命在否定价值的独立性的同时恰恰证明了价值的独立性。所谓价值的独立性，就是指价值本身的规定性，从运动来看就是价值的同一性。价值的独立性在资本循环中的表现为：第一，它采取货币的、生产的和商品的形式；第二，它会由一种形式到另一种形式的过渡；第三，它不仅保存自己，还自行增殖，用它的结果不断和原价值相比较。价值革命可能阻碍资本的循环过程，试图否定价值的独立性。但是，“这些周期性的价值革命证实了它们似乎应该否定的东西，即证实了价值作为资本所经历的、通过自身的运动而保持和加强的独立化”。
2. 价值革命的定义
马克思并没有对价值革命给出一个完整的、正式的定义，由此引起了后来者对价值革命定义的不同看法。有学者认为价值革命是指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破坏价值决定价格并相一致的平衡关系，造成商品价格急剧上涨或下降的波动现象，影响商品生产和资本循环的正常进行。例如，在16世纪30年代，美洲大量金银矿的开采，金银价值下跌，这些廉价金银流入欧洲大陆资本主义各国，引起粮食和其他商品的价格猛烈上涨，当时就将这种现象称为“价值革命”或“价格革命”。这一种看法的实质是把“价值革命”和“价格革命”等同起来。还有学者指出价值革命和价格波动不同的是，商品发生价值革命后，其价值绝对贬损，这时不是价格围绕着价值波动，而是价值本身发生了变化。这一种看法区别了价值革命和价格变化，认为价值革命的实质是商品价值量革命。那么，商品价值量的变动要“剧烈”到什么程度才能被称为“革命”呢?
有学者对价值革命做出了如下界定：“所谓价值革命，是指由于生产商品的社会生产条件的变化，引起商品价值量的剧烈变动，导致原有商品价值部分或全部无法转移到新商品中去或消费掉，而发生剧烈贬值甚至失去价值的状况。”界定中所指的“社会生产条件的变化”既可能来自于社会制度（如劳动组织方式等）的变迁，也可能来自科学技术的变革。在《资本论》第二卷中，马克思把价值革命放入资本运动中进行考察，侧重强调的还是生产技术条件的变化。他这样写道：“至于价值革命，那么，只要它是普遍地和均衡地发生的，就不会改变全部年产品的价值组成部分之间的比例。然而，只要它是局部地和不均衡地发生的，就会成为干扰。第一，这种干扰只有在被看作是对保持不变的价值比例的偏离时，才能被认为是干扰；但是，第二，关于年产品价值以一部分补偿不变资本，以另一部分补偿可变资本的规律一经证明，那么，价值革命，无论在不变资本的价值上还是在可变资本的价值上发生，都不会改变这个规律。它所改变的，只是执行着这种或那种职能的价值部分的相对量，因为原有价值将被另外的价值取而代之。”这里马克思所说的“价值革命”强调的是由于技术条件变化所引起的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即商品价值构成中不变资本C和可变资本V之比的变化。资本有机构成是马克思用来分析生产的技术条件的重要范畴。如果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化是在两大部类之间不均衡发生的，就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发生干扰。可见马克思是侧重从科学技术变革的角度来分析引发价值革命的“社会生产条件的变化”的。资本的逐利性使其对价值革命存在天然的恐惧，“克服和抵消”价值革命的影响也成了技术进步的一个动力。个别生产者希冀通过技术创新来克服价值革命的影响、获得超额利润，结果导致了社会普遍的技术改进的发生。这样，技术革命和价值革命形成连锁效应：技术革命导致了价值革命，而为了克服和抵消价值革命，就需要不断地进行技术革命。
价值革命并不包括商品价值量变动的所有情况。虽然商品价值量的变动是价值革命的主要表现形式，但价值革命的本质并不在于价值量的变动，而是在于商品价值生产条件的质变。这一质变可能会导致原有商品价值部分或全部无法转移到新商品中去或消费掉而发生剧烈贬值甚至失去价值，但更重要的是，它伴随着新的商品类型和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带来了价值生产和价值实现上的新变革。科学革命是技术革命的先导，技术革命又是工业革命的基础和前提。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价值形成的动因主要体现在科学技术、文化知识等信息要素的创造能力上，今天的价值革命直接表现为价值形成动因的进化，即简单劳动被复杂劳动所替代，物质活动被思维创新所主导。随着数字化、智能化的发展，越来越多的人类劳动实现了从人的聚生化向离场化的转变。数字劳动本身是一种新的生产力，它提高了劳动的生产效率，加速了现代性变革的进程，带来了人与自然关系的优化。人类传统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往方式被改变，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获得极大提升，由此带来了价值形成动因的进化。因此，价值革命可以被定义为：由于技术革命而导致了商品生产条件和价值形成动因的革命性进化，由此带来生产要素体系和商品价值体系的变革。
3. 价值革命的动因和表现
自18世纪以来，大约每隔100年，都会发生一次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工（产）业革命。18世纪的英国诞生了牛顿力学，完成了第一次科学革命，这次科学革命导致了第一次技术革命和第一次工业革命即蒸汽革命；19世纪末，电力的发现和使用引起了第二次科技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特别是近30年来，先后出现了电脑、能源、新材料、空间、生物等新兴技术，引起了第三次科技革命。一次次颠覆性的科技革新，带来社会生产力的大解放和生活水平的大跃升。21世纪以来，人类迎来了新一轮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即在信息革命基础上孕育兴起的第四次革命。智能科学的发展推动了智能技术的发展，并带来了智能产业的出现和发展。第四次革命中的两个核心技术是5G通信技术和通用人工智能技术，这是实现万物互联和万物智能的关键。如果说前两次革命（蒸汽革命、电气革命）是体力革命阶段，旨在代替和扩展人类的体力，那么后两次（信息革命、智能革命）则是智力革命阶段，旨在代替和扩展的人类的智力。伴随着技术革命的脚步，生产要素体系也发生了变化。在以农业经济为主体的封建时代，土地是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地主是这一要素的供给者，所以地主便拥有权力。在马克思生活的以工业经济为主体的工业资本主义时代，资本代替土地成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权力也就相应地转移到了资本家的手里。而在现代社会中，由于工业的不断发展和科学知识理论及其技术的迅速进步和普及，所需要的专门知识越来越精细，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系统。专门知识已成为决定企业成败的决定性的生产要素，于是，权力就从资本家手中转移到了一批拥有现代工业技术所需要的各种知识、技能的人手中，这些人被称作“技术结构阶层”。
价值革命并不必然带来商品价值量的下降。商品价值量取决于其包含的活劳动和物化劳动的总和。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数据生产力成为社会生产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表现形式。随着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发展，传统工业经济中不曾存在的数字商品出现，因其包含了复杂的脑力劳动而表现出较高的价值量。传统工业条件下的部分商品价值由于社会劳动生产率而下降，而部分商品和服务的价值因其劳动附加值的增加而提高。生产要素体系的革命和社会生产力的革命也带来了商品样态的革命及商品的价值革命。从价值革命的存在维度来看，可以把价值革命的表现形式分为价值革命的时间域和价值革命的空间域；从价值革命的发生机制来看，可以把价值革命的表现形式分为绝对价值革命和相对价值革命；从价值革命的具体内容来看，可以把价值革命的表现形式分为一般商品的价值革命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革命。价值革命会影响资本的价值增殖，资本运动必须不断克服价值革命的影响从而维持价值的增殖。价值革命和资本循环之间的这种矛盾张力所体现的正是价值运动的独立性。
二、数字经济时代价值革命的时间域和空间域
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单位商品价值量的决定性因素，这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单个产业资本的运动过程表现为资本的循环和资本的周转。资本循环侧重于分析资本运动过程所经历的各个阶段及采取的形式，阐明资本运动的连续性及其条件；资本周转侧重于分析资本运动的速度，以揭示总资本周转速度对剩余价值数量的影响。资本周转时间即资本经历一个循环所需要的时间，对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商品价值总量产生了影响。在传统工业经济条件下，商品本身的使用价值中并不包含空间因素，但商品运输形成的空间转移会影响商品的使用价值。商品空间运输过程是否创造新价值，一直以来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与物理空间相伴生的数字空间出现后，数字资本的竞争同时表现为时间竞争和空间竞争。这种时间竞争主要体现为劳动时间和资本周转时间的竞争，而空间的竞争主要表现为数字生态建构中的数字圈地竞争。与此同时，数字产品的无形化和网络化体现出数字经济时代价值革命的去物理空间化，物理空间的数据化又带来了物理空间的价值化。无论是价值革命中的时间竞争还是空间竞争，归根结底都是技术的竞争。
1. 数字经济时代价值革命的时间域
从时间上来看，数字经济时代的价值革命会通过影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作用于单位商品的价值量，这也是价值革命的首要表现形式；其次，数字经济时代的价值革命会通过影响资本循环的时间来作用于价值总量和价值的实现。在数字经济条件下，智能化软件和设备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商品价值生产之中，这意味着在一个具体的微观劳动过程中活劳动越来越多地被物化劳动所替代，活劳动的生产效率也进一步提升，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传统商品的价值量下降。对传统产业的数字化改造既使得生产传统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下降，也通过提升传统商品的功能和品质增加了商品的劳动附加值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拓展了商品价值的提升空间。与传统商品生产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短相比，传统商品功能和品质的提升是从时间维度审视价值革命的更重要的视角，它体现了“革命性”,而不仅仅是原有生产条件和技术水平的量变。
与此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关于商品价值衡量标准的进一步争论。由于数字经济条件下劳动时空的弹性化和互联网用户本位理念之下“受众集体智慧”的劳动化，劳动过程开始无缝镶嵌和全面浸润在人们的生活过程当中。哈特(Michal Hard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认为，生命政治生产是不可估量的，不能用固定的时间单位来量化，非物质劳动的时间难以准确衡量。面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可量化的质疑，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认识现象和本质、具体和抽象之间的关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的价值量，这种具体的“量化”形式所反映的是劳动创造价值这一内在的本质规定。市场经济和生产技术越是发达、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越是复杂，这种具体的“量化”形式与其内在本质规定性之间的距离就会越来越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就越是难以与量化以后的价格保持一致，或者说现象本身就会越是掩盖本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变化趋势反映了劳动过程中活劳动投入的变化趋势，其越来越难以具体量化的现象是劳动创造价值这一本质规定性的表现形式。
关于价值革命对资本循环时间的影响，可以分别从三种资本循环过程来说明。第一，价值革命对于货币资本循环时间的影响。在货币资本循环过程G······G′中，如果发生价值革命，促使生产因素的商品价格变动，其影响只对下一次新循环的开始有关系，而对已经进行循环的过程没有影响。因为在已经进行循环的过程中，生产资料和劳动力早已事先购买完毕，尽管后来这些商品发生价值革命，出现价格变动，但对于已经开始的生产过程和循环运动不会产生直接影响。只有在G······G′作为最初开始的货币资本循环过程中，一旦发生价值革命，如果生产因素的商品价值提高，则要进行同样规模的生产过程，就需要较多的货币资本，因而“必须有追加的货币资本，货币资本就被束缚起来”。反之，如果生产因素的商品价值下降，则进行同样规模的生产过程，就不需要原来那样多的货币资本，可以减少一定量的货币资本，于是货币资本就游离出来了。因此，“干扰越大，产业资本家就必须持有越是大量的货币资本，才有可能等到干扰被排除；因为随着资本主义生产的进展，每一单个生产过程的规模会扩大，预付资本的最低限量也会随之增加，所以除了其他情况外，又加上这个情况，使产业资本家的职能越来越转化为各自独立或互相结合的大货币资本家的垄断”。这就产生了金融垄断资本和金融垄断财阀，操纵着资本循环过程。在数字经济时代，金融资本与数字资本的融合产生了数字金融资本。随着互联网金融的出现，数字资本家开始与金融资本家、产业资本家共同向生产领域投入资本并分割利润，很多平台甚至绕过金融机构建设独立的金融工具。与此同时，数据的货币化和数字货币也正在稳步推进。互联网金融对时空的消融毫无疑问加速了货币资本的循环速度，缩短了货币资本的循环时间。
第二，价值革命对于生产资本循环时间的影响。与对货币资本循环的影响不同，在生产资本循环过程中发生的价值革命直接对正在进行的生产过程起着作用，关系再生产过程的变化。因为生产资本循环P······P是连接着前后两个生产阶段的再生产过程，价值革命不是直接影响处在第一次循环中的原来预付的货币资本，而是直接影响处在循环过程中的商品资本向再生产所需要的生产因素的转化，即通过影响流通而影响再生产。如果价值革命促使商品价值降低，则可能会有三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再生产过程继续维持原有的规模，但因生产要素的价值或价格下降，可以减少货币资本的投入，“原有货币资本的一部分被游离出来，从而发生了货币资本的积累，但没有发生现实的积累”，即没有发生剩余价值的资本化。数字经济的发展通过降低生产资料的价值和生产资料的协同共享节约了成本，减少货币资本的投入，缩短购买阶段的时间；另一种情况是，使用原来预付的货币资本扩大再生产规模，购买更多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于是形成了物质上的扩大再生产和价值上的简单再生产；再一种情况是，在物质上和价值上都继续维持原有的再生产规模，而将由于商品跌价多余下来的货币资本，用于原料等物的大量储备。反之，如果价值革命促使商品价值或价格上涨，则将产生相反的三种情况。数字经济时代的价值革命既有缩短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从而使得传统商品的价值量下降的效应，也有增加了商品的劳动附加值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拓展商品价值的提升空间的效应。因此，从生产资本循环的角度来看，数字经济时代的价值革命既存在因生产技术改进而缩短生产资本的循环时间的一面，也存在因为劳动过程的复杂化而延长生产资本的循环时间的一面。
第三，价值革命对于商品资本循环时间的影响。它与生产资本循环所受到的影响一样，而与货币资本循环所受的影响不同。在商品资本循环过程W′······W′中，一旦发生价值革命，直接对现在进行的循环过程就会产生影响。如果在商品资本循环的整个流通过程中，价值变动发生在商品资本循环的第一流通阶段W′-G′之后的G-W流通的商品W上面，则价值革命的影响，就会如像前面所叙述关于货币资本循环所受的影响一样。数字经济对商品资本循环时间发生直接影响的环节，在于W′-G′即商品资本实现价值的环节，极大地缩短了商品价值实现的时间。随着社会的发展，需求方面临着海量千差万别的供给信息，供给方也面临着海量千差万别的消费需求信息。无论是需求方还是供给方，这些不计其数的市场经济活动的参与者，都被融入了数字经济体之中。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有助于克服传统经济体由于信息不完全造成的供需不平衡问题，促进产消的精准匹配。从实体物理空间延展到虚拟空间，企业的试错成本降低，可以通过虚拟设计加入到制造过程，激发消费者的潜在需求。在激烈的竞争中，消费需求的感知，一部分来源于已知的现实需求，另外一部分来源于通过虚拟空间的个性化供给而被创造出来。
2. 数字经济时代价值革命的空间域
价值的去物理空间化、物理空间的数据化和价值化以及数字资本对数字空间的竞争，是数字经济时代的价值革命在空间视域中的主要表现。马克思认为商品流通过程是不创造新价值的，它只是商品自身所包含的原有价值量的实现过程。也就是说，使商品发生物理空间转移的运输劳动是不创造价值的。第三产业问题是马克思在创立劳动价值论时为了研究的方便抽象掉的经济现象。第三产业在市场经济中的迅速发展，是马克思未曾预料到的经济现象。在数字经济条件下，除了使商品发生物理空间转移的传统运输劳动以外，第三产业的服务劳动涌现出很多新样态。大多数的平台劳动者即以数字平台作为直接的劳动资料、将数字平台作为虚拟市场的服务提供者都从事第三产业的劳动，如外卖快递、网约车司机、直播带货等。使商品发生物理空间转移的运输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归根结底是商品流通领域的劳动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我们暂且搁置这个问题，审视一下数字经济时代商品的物理空间转移问题。运输业借平台经济的发展实现了供需的精准匹配，降低了商品物理空间转移的信息搜索成本。数字平台推动了共享经济的发展，从而促进了所有权与使用权的分离，消费者可以通过平台实现本地商品的共享，商品物理空间转移的必要性有所下降。这意味着物理空间在商品价值体系中的重要性下降。与此同时，大多数数字商品是无形的，不以具体的物质形态表现出来，消费的排他性下降，其复制和转移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这也体现了数字经济时代价值革命所带来的商品的去物理空间化。资本扩张离不开产品的输出，数字平台提供了跨越时空界限且具有极大灵活性和便捷性的商品交换模式。线上电子交易也取消或削弱了中间环节影响，让人们能够在从未有过的物理空间中进行多方的、自由的交换，这也体现了数字经济时代价值革命所带来的商品交换的去物理空间化。
有学者提出，可以把外卖员看作物理空间和数据空间中的双重劳动价值创造者，这体现了数字经济时代价值革命所带来的物理空间的数据化和价值化，体现出数据成为一种新的、重要的生产要素。这种物理空间的价值化不同于工业经济条件下商品的空间运输能够创造新价值的传统观点，而是源于物理空间的数据化。物理空间数据化的原因在于，物联网和大数据等技术使得人在物理空间中的活动轨迹被转化为数据商品。在计算机系统中，各种符号（如字母、数字、字符等）的组合、语音、图像、图形、动画、视频、多媒体和富媒体等统称为数据。数据是事实或观察的结果，是对客观事物的逻辑归纳，是用于未加工的原始素材。所有能输入计算机并被计算机程序处理的符号的介质都能被称作数据。数据经过加工后能被解释为信息，数据是信息的表现形式和载体，而信息是数据的内涵。商品是能够满足人的某种需要并用来交换的劳动产品。计算机系统中的数字符号组合在具备能够满足人的需要、能够被用来交换并且包含人类抽象劳动这些条件之后就成为了数据商品。在数据商品的三个生产阶段中，其价值构成的不同要素对数据商品的价值形成发挥不同作用。生产数据商品的生产资料发生价值转移，数字雇佣劳动和数字非雇佣劳动创造新的价值，发生价值增殖。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字垄断资本集团凭借雄厚的资本推行全球扩张战略，在建构其数字生态的过程中出现了“数字圈地运动”，其实质是数字资本对数字空间的竞争。以亚马逊为例，其最初业务范围较为集中，专注于网络图书售卖，但在数字技术赋能下，一旦其实现全球图书市场扩张就具有了向其他业务领域扩张的能力，亚马逊会持续不断扩充产品覆盖面以获得更多盈利点，并抢占更大市场。“数字圈地运动”通过构建以三大支柱即软件、硬件和网络连接为主要组成部分的数字生态系统来展开。以操作系统软件的发展为例，操作系统本质上是软硬件资源的分配者，是承上启下的核心部件。操作系统的任务是在互相竞争的程序之间有序地控制对处理器、存储器以及其他I/O接口设备的分配。作为计算机系统的灵魂，操作系统是产业生态的核心。时至今日，市场上Windows和Mac OS几乎瓜分了整个桌面操作系统的份额。2020年微软、苹果、谷歌三家企业占据全球操作系统市场98.8%份额，而Windows系统覆盖了80.5%的市场份额。为了攫取和占有海量数据，数字寡头利用数字技术通过控制软件、控制硬件和控制网络连接等方式构建数字生态圈，以确保自己在数字空间国际规则制定中占据主导地位，通过“数字圈地”大范围地收集人类生产生活的数据信息，以实现对数据的剥夺性占有从而积累利润。在数字经济时代的价值革命中，数字圈地运动对商品价值的影响源于数字垄断资本对超额利润的获取，商品价格背离了价值，价值规律在一定程度上失效了。
三、数字经济时代的绝对价值革命和相对价值革命
绝对价值革命，就是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组织结构的演变等生产条件的直接变化导致的价值革命。数字经济时代的绝对价值革命主要是针对工业经济时代商品价值的生产条件而言的。相对价值革命是由于现有社会生产平均条件相对变化引起的价值革命。如果技术革命是在不同产业之间局部地、不均衡地发生，就会对社会总资本的再生产与流通产生较大影响，数字经济时代的相对价值革命主要体现为各产业间价值体系上的相对变革。
1. 数字经济时代的绝对价值革命
第四次技术革命推动了工业经济时代向数字经济时代的转变，从而形成了新的技术-经济范式，由此带来了绝对价值革命的发生。在宏观层面，产业数字化能够推动产业转型升级，推进农业、工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实现新旧动能转换，全面改变当前我国供给端低端产能过剩的现状，实现低端产能的质量提升。在数字经济背景下，农业和工业将在数据充分沉淀分析的基础上，打破行业边界，融合发展，整体提升行业附加值；在中观层面，产业数字化有助于打造高数字化和智能化水平的产业链和集群，促进行业的链状和网状协同。在多条产业链和产业链各环节数字化程度提升的基础上，促进各链条和环节的行业知识交流与结合，实现信息流、物流、资金流、业务流高效协同，提升整体产业链的配合度和韧性；在微观层面，产业数字化将充分发掘企业数据资产价值，实现整体的降本增效，真正将数据作为提升生产效率和商品价值的新手段，在全面提升效率的基础上，促进企业商业模式的创新和变革，放大规模效应和网络效应。“云物大智链”等新技术的应用和商业化将有利于催生新的产业需求，正如5G为集成电路产业、短视频为文化娱乐产业带来了新的机会和空间，诞生了新的市场。
2022年，我国数字经济维持高位运行，数字经济占GDP的比重达到41.5%，这一比重相当于第二产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同比名义增长10.3%，高于GDP名义增速4.98个百分点。数字经济将带动经济范式变革，引入并强化数据作为生产要素在经济活动中的核心作用，建设地理分布更广阔、知识共享更全面的经济范式。2021～2022年间，我国数字经济生产效率持续提升，成为整体经济效率改善的重要支撑。从总体上看，我国数字经济全要素生产率从2012年的1.66上升至2022年的1.75，提升了0.09。同期国民经济全要素生产率由1.29提升至1.35，仅提升了0.06，数字经济全要素生产率对国民经济生产效率起到支撑、拉动作用。数据生产力的发展、数字技术的进步、组织结构的演变等生产条件的直接变化导致数字经济时代的绝对价值革命。这种价值革命的“绝对性”区别于工业经济时代的特点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形成价值的生产要素体系的变革，其中数据的要素化是突出标志。在数字经济时代的资本竞争之中，数据的商品化、要素化和价值化使得数据资本逐渐取代工业资本成为占主导地位的资本样态。技术革命带来了生产要素体系的革命，数据成为重要的生产要素，掌握了海量数据的数据资本成为垄断资本的新样态。垄断价格没有改变全社会商品价格总额和商品价值总额的一致性，垄断组织通过垄断高价或垄断低价获取的垄断利润只是其他商品生产者所失去的价值部分，在数据资本的主导之下，在利润平均化的过程中，全社会的价值分配格局发生了变化。权力总是与“最难获得或最难替代的生产要素”联系在一起的，谁拥有这种生产要素的供给，谁就拥有权力；第二，创造价值的劳动过程的变革。数字经济尤其是平台经济的发展实现了跨时空的协同创新劳动，更高效地创造商品价值。互联网是平台经济和平台零工劳动的基础，打破了劳务供需之间的信息不对称，能够实现对劳务供需的精准匹配。平台零工劳动以工作任务项目化和工作时空弹性化为主要特征，互联网成为平台零工劳动者获得工作机会的重要来源。消费和生产的同一化是平台产消者的突出特点。作为平台产消者，生产型消费者和消费型生产者的共同特点在于，虽然他们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劳动者，但由于其身体或行为的数据化而促进了数字平台的价值增殖，于是一切数字平台的用户均“自我劳工化”了。平台用户被转化为自愿自觉地、无偿付出集体智慧的平台劳动者，集体智慧无酬劳动化了。
2. 数字经济时代的相对价值革命
数字经济时代的相对价值革命主要表现在产业价值体系呈现出新的特点。产业价值体系是产业关联理论研究的主要对象，主要研究不同产业之间的投入品和产出品相互运动形成的实物或价值形态的技术经济联系。现代产业关联理论以生产技术和工艺的相似性为依据来划分产业，运用列昂惕夫提出的投入产出分析模型，把一个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进行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中各个产业部门间通过一定的经济技术关系所发生的投入产出关系加以量化，并对各经济系统间在生产、交换和分配上的关联关系进行分析。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用图式阐述了社会总产品价值形式W=C+V+M,对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比例关系进行了详细论述。这些论述被认为是列昂惕夫投入产出经济学理论的主要渊源。波兰经济学家兰格(Oscar Lange)认为：“列昂惕夫的产业间联系的理论是马克思再生产理论的发展。”《资本论》第二卷展示了社会总资本实现价值增殖的全流通过程的运动机制，以及由总供给和总需求关系决定的市场比例和产业结构。
数字经济对产业关联和产业结构产生的重大影响，由此作用于产业价值体系。根据马克思的再生产图式理论，产业数字化改变了第一、二、三产业内部各自的资本有机构成以及三大产业之间的资本有机构成之比。2022年，我国服务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为44.7%,同比提升1.6个百分点，在线消费、无接触配送、即时零售、网约车、网上外卖、远程医疗等服务业数字化新模式继续保持活力；工业数字化加快推进，工业互联网驱动的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进展尤为迅速，共享制造、服务型制造等新模式、新业态加快发展。2022年我国工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为24.0%，同比提升1.2个百分点，增长幅度创新高；农业数字化效果显现，农村电商、农业数字、数字乡村等成为发展亮点，2022年我国农业数字经济渗透率为10.5%，同比提升0.4个百分点。如果不考虑各个产业剩余价值率和其他方面的差异，那么数字经济在三大产业之间渗透率上的差异将带来各产业之间相对价值体系上的变化。服务业数字化的普惠包容性使其能容纳更多的劳动力，也会有更多的智能化设备作为不变资本投入服务业，其资本有机构成的变动趋势难以预测；工业数字化显著减少了对活劳动尤其是简单活劳动的需求，“云物大智链”以不变资本的形式投入生产，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较为明显；由于对生产规模有一定要求和数字化成本较高，农业数字化在我国的推广相对较慢，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趋势并不明朗。一般来说，数字化程度较高的产业其单位产品的价值量变化幅度相对较大，产业内部数字化发展进度不一也会加剧产业内部之间的垄断和竞争。
数字经济时代相对价值革命所引发的一国范围内产业价值体系的变革，最突出的表现是在新生的数字产业上。目前我国数字经济二八比例结构较为稳定。2022年，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达到9.2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3%，占GDP比重为7.6%，占数字经济比重为18.3%，数字产业化向强基础、重创新、筑优势方向转变。同时，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更加突出赋能作用，与实体经济融合走深向实，产业数字化探索更加丰富多样，产业数字化对数字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作用更加凸显。2022年，产业数字化规模为41万亿元，同比名义增长10.3%，占GDP比重为33.9%，占数字经济比重为81.7%。数字产业化打破了单个价值体系的封闭性，穿透了各个产业的价值体系，整合与创建出前所未有的、巨大的价值链。在数字经济时代，现代信息化的产业链通过数据存储、数据计算、数据通信与全世界发生各种各样的联系，成为高价值的数据资源。任何一个传统产业链一旦利用了数字化技术，就会立即产生新的经济组织形态，从而对传统的产业价值体系构成颠覆性的冲击。数字产业化意味着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更体现了以产业升级构筑新竞争优势、赢得发展主动权，这与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不谋而合。现代产业体系是低碳、环保、智能化、互联网化的投入产出体系，是互联网、大数据、信息技术与实体产业的融合，是以互联网为基础的大规模智能化定制生产方式为主导的体系。从产业结构来看，数字技术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传统实体产业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动力体系，高效的现代服务业、顺畅的现代流通业和完备的现代基础设施是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的保障体系。产业结构升级滞缓制约了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发展，企业盈利能力下降，产业经济向中高端产业转型升级的动力不足。目前来看，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仍然面临着不少挑战：淘汰落后产能、化解过剩产能压力大，传统工业产业占比过高，多数产业在价值链中低端，结构性改革压力大，“脱实向虚”的产业结构走势未得到有效遏制。现代产业体系的这种变化体现了产业价值体系的变革，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发展体现了数字经济时代价值革命的相对性。
四、数字经济时代一般商品的价值革命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革命
从价值革命的具体内容来看，可以把价值革命的表现形式分为一般商品的价值革命和劳动力商品的价值革命。一般商品的价值革命即以物化劳动的形式存在的商品的价值革命，劳动力商品的价值革命指的是以活劳动的形式存在的商品的价值革命。根据马克思对劳动力商品的阐释，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力商品的价值革命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决定劳动力商品价值的生活资料包括了更加丰富的内容；二是劳动者接受教育和培训的具体内容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1. 一般商品的价值革命
数字经济时代一般商品的价值革命主要体现在商品类型的变革，尤其是数字商品的出现。数字商品是数字经济时代出现的全新的商品样态，数字商品的价值问题是一般商品的价值革命中的焦点问题。有学者将数字劳动在大数据社会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称为数字商品，其数字商品的内容包括了数据库产品和网络数据信息等数据商品的内容，也包括电子出版物等数字化商品。还有学者认为，凡是包含数字化格式，可编码为二进制流的交换物，均可被视为数字商品。从具体表现形式来看，数字商品具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数字商品是指信息内容基于数字格式的交换物或通过因特网以比特流方式运送的产品，而广义的数字产品除了包括狭义的数字产品外，还包括基于数字技术的电子产品或将其转化为数字形式通过网络来传播和收发，或者依托于一定的物理载体而存在的产品。狭义的数字商品多是无形的数字商品又称数字化商品，是指可经过数字化并通过数字网络传输的产品。在此基础上，广义的数字商品还包括了有形的数字商品，这些有形的数字商品一般是基于数字技术的电子产品，如数码相机、数字电视机、数码摄像机、MP3播放器、DVD、VCD等。有形的数字商品是传统的工业制造业与数字技术相结合的产物，是产业数字化的具体表现。无形的数字商品大量出现是数字产业化方面呈现出来的显著特征。数字商品的出现使得原有的商品类型体系和价值形成过程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与传统商品相比，数字商品的消费排他性大大降低了，其在复制和传播上的成本相对于传统商品也是降低了。于是有一种观点认为，数字商品的价值并不是由生产它的劳动量来决定的，或者说，数字商品的价值大于生产它所耗费的劳动。虽然数字商品在储存、复制和传播过程中所耗费的劳动量相对较少，但生产和创造作为批量复制源头的数据、信息和知识本身却耗费了巨大的活劳动，尤其是复杂的创新性脑力劳动。从原始数据到产生真正见解、再到被用来创造经济价值的整个数据生命周期中，一步步地提取数据价值的过程包括了生成、采集、分析、交换数据等一系列环节。在生产数字商品的这一系列环节中，各个环节的劳动者都投入了巨大的劳动量。而且，在生产这些数据信息知识的过程中，作为不变资本的其他数字商品的原有价值也转移到新产品当中。创新性活劳动所创造的新价值和原有数字生产资料旧价值的转移共同构成了数字商品的总价值。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商品是数字商品的典型代表，体现了数据作为新的生产要素的重要性。有学者将数据商品定义为，“数据商品是用来交换的数据产品，数据产品是经过数字劳动而形成的产品”；也有学者认为，互联网用户生成的内容和在线浏览等数据都是数据商品；还有学者认为，数据商品是一种基于数据资源，用于交换的劳动产品。总之，数据商品的概念目前还处于定义不明确的状态，在一些论文中，数据商品与受众商品、数字商品、数据资源等概念混用。在数据商品的三个生产阶段中，其价值构成的不同要素对数据商品的价值形成发挥不同作用。生产数据商品的生产资料发生价值转移，数字雇佣劳动和数字非雇佣劳动创造新的价值，发生价值增殖。
在对数字商品尤其是数据商品的价值形成过程的分析中，“受众商品”这一新的概念也被提出来了，“注意力经济”和“流量变现”现象受到关注，随之而来的是对“平台产消者”是否成为价值创造的主体的讨论。学界普遍认同互联网行业的雇佣劳动是数据商品价值的来源之一，但是对于网络用户是否参与数据商品的价值创造存在争议。有学者认为，网络用户在互联网上浏览、分享、点击等行为都是一种生产数据商品的数字劳动，因此，他们也参与了数据商品价值的创造；还有学者则认为，数据商品的价值是由互联网平台的雇佣劳动者，而非使用平台的用户创造的；也有学者提出以数据生产人工智能的生产方式和免费获得的原始数据遮蔽了数据商品生产与活劳动投入之间的直接联系，在表面上造成了数据商品的价值决定与劳动时间的关系逐渐剥离。关于数据商品的价值实现问题，学界也存在不同看法。有学者提出，价值实现的过程在目标用户观看广告或者点击广告的时候就发生了；有学者认为，商家获利并不是依靠数据商品的价值实现而是数据商品建构的商品空间的占有；也有学者认为，数据商品的价值实现具有产消同一性，数据商品的价值生产过程和价值实现过程融为一体；还有学者认为，数据的主要价值体现在社会总流通领域，同时数据本身的价值实现也有赖于流通，只有让数据流转和流通起来才能让数据真正成为有用商品，也就是说数据商品的使用价值和价值都是在流通领域才实现的。总而言之，数字商品尤其是数据商品的出现带来了商品价值形成和实现方面的诸多新课题，体现了数字经济时代一般商品价值体系的革命性变化。需要补充说明的是，数字货币的出现和价值的数字化衡量将会带来数字经济时代交换方式也就是价值实现方式的变革，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2. 劳动力商品的价值革命
劳动力成为商品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重要条件。“同其他任何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就劳动力代表价值来说，它本身只代表在它身上对象化的一定量的社会平均劳动。”生产劳动力所必要的劳动时间，首先可以归结为生产劳动者的生活资料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即维持劳动力占有者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所谓必不可少的需要的范围，和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一样，本身是历史的产物···和其他商品不同，劳动力的价值规定包含着一个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但是，在一定的国家，在一定的时期，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工业经济时代相比，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者对生活资料的需要范围以及满足这些需要的方式都有了较大的变化。正如尼葛洛庞帝在20多年前所预言的那样，数字化生存意味着，“真正的个人化时代已经来临了。···你的计算机会根据酒店代理人所提供的信息，提醒你注意某种葡萄酒或啤酒正在大减价，而明天晚上要来做客的朋友上次来的时候，很喜欢喝这种酒。计算机也会提醒你，出门的时候，顺道在修车厂停一下，因为车子的信号系统显示该换新轮胎了。···计算机所有这些行动的根据，都是把你当成‘个人’，而不是把你当成可能购买某种牌子的浴液或牙膏的群体中的一分子”。劳动力商品对生活资料的个性化需求以数据信息的方式被记录，使得供给者得以精准投放广告，然后劳动者借助数字化的消费方式满足自身的需要。虽然，在一定国家一定时期劳动者必要生活资料的平均范围是一定的，但是，数字经济的发展使得劳动力商品的价值日益呈现出个性化、差异化的特点。马克思指出：“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在数字社会，人的新需要也不断产生，如临其境的体验需要、海量的内容需要、数据可信流通的需要、高带宽低延时的网络需要，等等，这些都是数字需要的具体体现，决定劳动力商品价值的生活资料包括了更加丰富的内容。新的需要是伴随着新的工具、新的技术和新的生产方式一起产生的，这是人与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又一个历史行为和标志性活动。新需要的产生，既是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也是人生产物质生活本身的历史动力，还是物质生产、技术发明和科学进步的动力源泉。
作为劳动力商品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者接受教育和培训的具体内容和费用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数字技术革命的推动下，数字经济时代的劳动者不同于以往时期的劳动者，其接受教育和训练的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其视野、知识、能力、智商、情商得到大大拓展和提升，其劳动素质也站在了历史的新高度。当数据成为劳动对象、算法成为劳动工具时，劳动者必然需要具备一定的数字素养，掌握一定的数字技能。能够操作、控制、维护数字技术和设备，成为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者的标配。劳动者发生了能力的质变，呈现出过去所没有的新质化劳动技能。2018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9部门联合发布了《关于发展数字经济稳定并扩大就业的指导意见》，其提出的主要目标为：到2025年，伴随数字经济不断壮大，国民数字素养达到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数字人才规模稳步扩大。2021年11月中央网信办发布的《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行动纲要》提出，数字素养与技能是数字社会公民学习工作生活应具备的数字获取、制作、使用、评价、交互、分享、创新、安全保障、伦理道德等一系列素质与能力的集合。提升全民数字素养与技能，是顺应数字时代要求，提升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战略任务，是实现从网络大国迈向网络强国的必由之路，也是弥合数字鸿沟、促进共同富裕的关键举措。顺应数字革命的浪潮，数字经济时代劳动力商品的价值革命的重要表现在于劳动力数字素养与技能的迅速提升，由此带来劳动力商品价值的提升。
五、数字经济时代价值何以发生革命
马克思把科学嵌入生产力之中，形成了以“科学-技术-生产力-生产方式-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基本原理为主要内容的、系统的唯物史观。技术-经济范式是马克思唯物史观在实践中的具体呈现。技术-经济范式由一套普遍的、通用的技术原则和组织原则所构成，代表着一场特定的技术革命得以运用的最有效的方式，以及利用这场革命发展经济的最有效方式。一旦得到普遍采纳，这些原则就成了组织生产活动的基础。商品是神秘的，这种神秘主要是因为劳动产品采用了商品形式，这样用劳动时间计量的劳动量，便采取了商品的价值量的形式，由此商品生产者之间相互交换劳动的社会生产关系，采取了商品之间即物与物之间的社会联系的方式，物的关系便掩盖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商品是人劳动的产物，却表现为独立于人之外的存在，并成为支配人的活动和命运的自行运动的物。透过价值这一作为商品本质属性的物的属性，我们可以窥见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可以发现技术-经济范式的演进逻辑，可以从唯物史观出发来理解和把握技术革命和价值革命之间的关系。价值革命彰显了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和劳动价值论的现实诠释力。
当前的科学技术革命正极大地推动着价值革命的不断发生。数字经济是人类通过大数据的“识别-选择-过滤-存储-使用”,引导、实现资源的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形态。它通过促进供需的精准匹配来减少价格与价值的背离，通过协同创新、资源共享和产业融合推动了价值共创和生产社会化水平的提升。这带来了生产要素体系和商品价值体系的重大变革。从消费互联网平台到工业互联网平台，数字平台带来了商品生产条件、商业模式和经营形态的变革。数据生产力是知识创造者在“数据+算力+算法”定义的世界里，借助智能工具，基于能源、资源及数据这一新的生产要素，构建的一种认识、适应和改造自然的新能力。在数据生产力的驱动之下，从人机互联到万物互联，从人工智能到区块链，人类正在重建外部世界信息感知、传播、获取和利用体系，重构分工协作的基础设施。数据信息在组织内部的管理监督以及外部的交易协作中的成本不断降低，科层结构正在被瓦解，产消者不断出现。人类社会已经从工业社会的协作生产体系演进到数亿人的合作，产业分工不断深化。
马克思指出：“尽管发生各种价值革命，资本主义生产（这里可以引申为一般意义的资本生产——引者注）只有在资本价值增殖时，也就是在它作为独立化的价值进行它的循环过程时，因而只有在价值革命按某种方式得到克服和抵消时，才能够存在和继续存在。”数字经济这种新的经济范式既是引发价值革命的动因，也蕴含着“克服和抵消”价值革命的因素。数据传输率的提升和商品交换的去物理空间化直接体现了马克思所说的“用时间消灭空间”、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体现了传统产业和新兴产业相互补充与促进、数字商品等新的商品类型的出现和传统商品功能的智能化提升是为了克服由于劳动生产率提高而带来的商品价值量的下降趋势，等等，这种“克服和抵消”价值革命的因素会为新的技术革命和价值革命埋下种子。周期性的价值革命想要阻碍价值运动的正常进行，但它恰恰证明了价值运动的独立性。如何“克服和抵消”价值革命的影响，是值得我们思考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国应健全新型举国体制，发展新质生产力，针对科技创新和新的产业基础对生产方式在提升资源配置和劳动过程的效率等方面的新要求，培育创新型人才，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强化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深化行业赋能，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