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是毛泽东文化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基本形成的标志。目前，学术界关于《讲话》的研究呈现出多元立体的态势，其中文本传播方面的研究侧重讨论《讲话》作为思想文本的流通与传播过程，而相对缺乏对文艺界人士阅读《讲话》整体过程的深层次探讨。阅读并非单纯屈从于文本，而是一种创造性的实践“将阅读与接受史的研究方法引入中共革命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而通过考察《讲话》的阅读行为，将目光聚焦于文艺界人士的接受与反应情况，是深化《讲话》传播和接受史研究的重要突破口。有鉴于此，本文拟从阅读史的研究切入，顺着阅读活动如何展开、阅读的方法、阅读的反响展开探讨，一方面考察延安文艺界人士从《讲话》的文本阅读中获得意义和再生产意义的过程，另一方面探析发生在这一群体中的阅读内化与理论下沉，以期再现延安整风时期革命文艺形态塑造的基本样貌。

一、延安文艺界人士阅读《讲话》的缘起与过程

《讲话》文本系由毛泽东在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两次讲话——“引言”和“结论”构成。延安整风运动开始后，毛泽东便格外关注文艺界的动向，通过谈话、书信交流、集体调研等方式对具体情况作了较为充分的了解，进而决定解决文艺界的问题。《讲话》抓住问题的核心——文艺为什么人服务以及如何服务，从马克思主义理论高度确立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解决了革命文艺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座谈会之后，解放日报社曾对会议情况作过零星披露，比如1942年5月14日该报的第4版刊登了一则《告读者》，阐明延安文艺座谈会的重要性，并决定刊发相关材料供参考讨论。此后，《解放日报》设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专栏，刊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的经典文艺理论译作，以及党内理论家陈云、周扬、陈伯达、张如心等的理论文章，为文艺界人士阅读《讲话》拓展思维空间。再如1943年3月13日出版的《解放日报》第1版，以《毛泽东同志曾指示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为题刊登了《讲话》的部分内容。这些关于《讲话》相关内容和信息的披露，对于关注革命文艺运动的文艺界人士而言具有极大的吸引力，有助于调动他们的阅读热情和期待。一年多之后，1943年10月19日，合计27000字的《讲话》全文在《解放日报》上被一次性发表出来。随后，中央总学委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党收到这一文章后，必须当作整风必读的文件”组织学习。当月底《讲话》被作为延安整风运动的纲领性文献之一收入《两条路线》一书，成为党内高级干部重要的学习材料。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明确指出，“全党都应该研究这个文件”，它不仅仅是一部文艺理论文献，“也同样适用于党的一切部门”。《讲话》文本得到了明确的政治性赋值，对《讲话》的阅读也被作为“意识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纳入延安整风运动的整个链条之中。

纵观延安整风时期的《讲话》阅读过程，以其正式发表为界，可分为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中，《讲话》的版本形态、文本内容以及阅读主体皆有不同。

首先，两个阶段阅读的《讲话》版本形态不同。前一阶段主要是依托参会人员的会议笔记和现场速记稿展开阅读，后一阶段则主要依托公开发表的《讲话》文本展开阅读。在《讲话》正式发表之前，很多文艺界人士阅读的其实是自己的会议笔记。比如欧阳山尊会后将《讲话》带回绥德地区，他带回的便是自己当时的笔记稿。这些会议笔记是在现场随手记下的，因而难免出现脱漏和舛误——比如丁玲将《讲话》的“引言”记成八个问题，而萧军却记为六个问题。这一阶段的阅读容纳了读者对源文本的不同取舍。值得注意的是，在《讲话》正式发表前应该存在可供阅读的印刷本。据黄钢回忆，毛泽东在讲话时，“手拿一叠十六开大小白色油光纸所写的详细发言稿”，一旁有速记员作现场记录，形成速记稿。1942年5月，晋察冀日报社曾以七七出版社名义印行过速记稿。据战斗剧社成员刘伍回忆，1942年夏秋之交，他们从晋西北抵达延安，“一踏进延安，就每人得到一份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他们拿到的很可能就是七七出版社印行的那个版本。《解放日报》发表的是经由毛泽东反复修改后形成的定本，延安整风时期后一阶段的阅读主要依托此定本展开。

其次，两个阶段阅读的文本内容不同。如前所述，文艺界人士在前后两个阶段能够读到的版本形态是不同的，与之对应的文本内容当然也有所不同。《讲话》时隔近一年半才正式发表，此间，毛泽东多次、反复地进行了修改完善。一方面，毛泽东作了文字修饰，修改了一些口语化表达，使语言更为准确和严谨，增强了文本的规范性。比如在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曾风趣地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发表时则改成了“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另一方面，毛泽东特别增加了关于“特务”问题的论述，这与当时正在进行的“抢救运动”有关。毛泽东对自己文章的思想准确性与完整性的要求是极为严格的，即便是临近发表的前两天，他仍在修改清样，删去五六百字，又“加写了六百字以上”。这些文字和语句处理有助于提高表意的精确度，增强文本的严肃性与权威性。从阅读研究角度来看，这些修改对于阅读行为亦会产生影响，不仅有利于延续文本生命，强化其传播持久度，同时也可对读者的长期阅读起到重要的规制作用。

最后，两个阶段阅读的主体范围不同。前一阶段的阅读主体主要是座谈会的参会人员及其周围人士，相对有限；随着《讲话》的正式发表和广泛传播，后一阶段的阅读主体范围显著扩大。值得注意的是《讲话》在正式发表前便已传到延安以外的根据地。比如郁文在1942年5月底便将《讲话》精神向晋绥边区文联与剧社的少部分同志作了传达；1943年初，《讲话》传到山东根据地，中共山东分局和各地委组织文艺界人士进行了阅读和讨论。当然，虽然《讲话》在正式发表前已传到部分根据地，但仍属于小范围阅读，读者群体指向的主要是参会人员及其周围人士。《讲话》正式发表后，随着在各根据地的广泛印行，其阅读群体也随之迅速扩大。解放日报社在《讲话》发表的当月就出版了第一个单行本，印数为23000册；1944年1月再版，印数为5000本。据史料记载，延安每种出版物一般印行2000册左右，足见《讲话》单行本印刷规模远非寻常出版物可比。这不仅彰显了《讲话》的文本地位，也充分说明了社会需求之大和阅读群体范围之广。随后，各根据地纷纷出版《讲话》单行本，据统计，从1943年10月到1945年春，短短两年间共推出至少9个版本。除了单行本之外，在西北解放区，《抗战日报》于1943年10月30日全文转载了《讲话》，并同时刊登了中央总学委的通知。另外，1943年11月，《讲话》被编入延安新华书店出版的《整风文献》（增订四版）。此后，《整风文献》增订本在各根据地广泛发行。可见《讲话》至此已传播到各根据地的各个角落，使当地的读者都有机会读到《讲话》，形成了广泛的阅读群体，打造了庞大的公共阅读空间。

二、延安文艺界人士阅读《讲话》的主要方法

延安整风时期，在不同的阶段，《讲话》的阅读侧重有所不同，对应呈现出阶段性的阅读理念；面向不同人群，《讲话》的价值功能指向不同，对应的阅读方法也各有不同。虽然文艺界人士阅读《讲话》的方法表现出一定的特殊性和偶然性，但是透过阅读个体的具体情况，对他们的阅读实践加以梳理和总结，完全可以准确地把握其中的共性。总起来说，文艺界人士在阅读《讲话》过程中，较好地实践了从泛读到精读、从个人阅读体悟到集体阅读探讨，同时注重目标导向与问题导向相结合的有效阅读，在自觉阅读与引导阅读的结合中坚持辩证的思考和学习，重塑革命文艺价值观。

（一）阅读的内向性与外化性相结合

文艺界人士对《讲话》的阅读既具有隐性的内向思辨，同时也蕴含外化为革命性创作实践的追求，务求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探索《讲话》的真理意义。延安文艺座谈会的召开拉开了文艺整风的序幕，《讲话》的阅读成为文艺整风的一个重要环节。文艺界人士普遍表示了对《讲话》内容的认可。刘白羽曾说：“毛泽东同志在五月二日座谈会上所提出的，就正是要我们认识、讨论、解决这些问题。”文艺界人士以自察精神反复阅读《讲话》，将其视为一面镜子，在阅读体悟中逐渐学会了如何彻底斩断小资产阶级情调。刘白羽曾自我批评道：过去“我不了解他们，他们也不了解我，因此我写的人物只能说是穿了农民衣服的知识分子”，“不粉碎这些小资产阶级的思想意识，我就不能认识我的错误”。林默涵相继发表了《“面包师”和“饼干匠”》与《打破旧观点》两篇阅读心得，对文艺界人士中所存在的知识分子优越感作了深刻的反思和批判。他从自身出发检讨道：艺术家如果不彻底“脱离这个狭小得几乎近于自我陶醉的小圈子，……即使主观上想要为大众服务，也恐怕很难服务得上”。类似的文字很多，反映出文艺界人士自觉地以《讲话》精神为标尺，勇于解剖自身存在的小资产阶级世界观和情感依赖，进而表示积极提升个人的思想境界和更新创作观念。

文艺界人士仅有对《讲话》的内向性阅读体悟还不够，只有将其外化为创作模式的转变，《讲话》文本的真正意义才能得以呈现。文艺界人士大多是在五四启蒙思想熏陶下成长起来的思想自由且激进的知识分子，当他们汇聚到延安及边区各地后，本身固有的自视清高的文人秉性使他们难以在工农兵大众中立足，因而时常处于一种较为尴尬的境地。面对与以工农兵为主体的社会格格不入的情况，文艺界人士迫切想从《讲话》中寻得解决之法。在将自身阅读体悟付诸实践的过程中，他们深刻体会到学以致用的不易，纷纷表示“写出广大的工农群众都能感到兴趣的生活”是件很难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很多文艺界人士认识到有必要深入到工农群众之中，体验他们的生活，寻找革命文艺的出路。1943年的“下乡”运动便是文艺界人士学习并践行《讲话》精神的历史选择。文艺界人士努力跳出自己的小圈子，投身乡下和前线生活，同革命的主力军一工农兵大众吃在一起、干在一起、睡在一起。文艺界人士边阅读边思考边创作，在深入工农兵大众真实生活的过程中体悟《讲话》的真谛，创作出了一批洋溢着浓厚革命生活气息的文艺作品，推动了革命文艺的发展。在“下乡”运动中，文艺界人士对《讲话》精神有了更为充分和深刻的理解，对革命文艺发展方向有了更为清晰和准确的把握，同时也才真正地融入了中国共产党整体文化战略之中，实现了由“客居人”到劳动者身份的转变。

（二）问题导向阅读与目标导向阅读相结合

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相结合的阅读模式，一方面要求阅读主体在阅读前思考预期达到的效果，另一方面在达成效果的同时还要考虑问题是否在阅读中真正得以解决。这种阅读模式最突出的特征就是在解决现实问题中有效引导阅读方向。设问是问题导向阅读的关键，只有超越字面本身的发问和思考才能将阅读引向深入。毛泽东在“结论”中提出了关键一问“什么是我们的问题的中心”，并给出明确答案-“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与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毛泽东抛出问题，意在引导文艺界人士在创作实践与阅读体悟相互交织中进行思考。周立波曾坦言：“近来使我思索最多的，是我们的思想和生活的问题”。他充分认识到了自己的立场、创作内容和方式所存在的问题。刘白羽在回忆观看《动员起来》时也不禁一再思索：“为什么艺术当时与人民一结合，马上就放出无比的光彩来了？”通过阅读《讲话》，他找到了答案一因为艺术“只有与群众结合成为群众的”，才能表现出“动人的力量”。诚然，在文艺界普遍认同为工农兵服务的立场的同时，亦有个别人曾发出“仅仅有了正确的立场就会有好文艺么”的疑问，针对这种疑问，丁玲掷地有声地说道，“立场并不能解决艺术以内的一切问题，但它解决主要问题”，从而令心怀疑虑的文艺界人士茅塞顿开。除此之外，围绕文艺立场这一核心问题还引出了其他一些问题。比如针对描写光明还是黑暗的问题，从前人们只是将其归纳为取材问题，而在《讲话》精神的启发下，文艺界人士意识到它本质上乃是文艺立场问题，当人们从文艺立场的角度去理解这个问题，便是“比较容易弄清的了”。基于对文艺立场及其引出的各种问题的连环思考，文艺界人士逐渐形成了对《讲话》精神的全面深刻的理解。

目标导向阅读，是指读者在阅读之前已有想要达到的明确目标。阅读主体在阅读过程中往往会根据自身需要去筛选文本信息、确定阅读重点，这是阅读主体在阅读中的自觉或不自觉的选择，意在使阅读有一定的方向性，确保阅读目标的达成。毛泽东在“引言”中曾形象地指出，召开文艺座谈会的目的“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地和敌人作斗争”。文艺为革命政治服务的目标一经提出，政治与文艺的关系便顺理成章地成为阅读和思考的关键点。通过学习《讲话》，丁玲表示要断绝文艺与政治关系模糊不清的论调，指出“文艺是政治的一个环节”，这是文艺界人士所必须首先明确和肯定的。另外，文艺界人士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思考如何使文艺为政治服务的问题。艾思奇指出，要想文艺与“一切政治方向的要求”合拍，具体而言就是要在革命时期以“反映抗战中民众的英勇光辉的斗争”为创作主题，而在建设时期则应通过刻画各阶级人物中的典型及相互关系来指示新民主主义的具体道路，总而言之，文艺必须紧跟革命政治的步伐，以“自己的特殊形式来发挥宣传动员的作用”。

（三）自觉阅读与引导阅读相结合

在延安整风期间，文艺界人士在自觉阅读与引导阅读的结合中坚持辩证的思考和学习。一方面，文艺界人士在阅读《讲话》过程中表现出极高的自觉性和积极性。以1943年晋察冀边区为例，尽管日寇正在加紧封锁和扫荡，根据地的生活极其困难，但是《讲话》的油印本在秋冬季节传到晋察冀边区后，大家的学习热情仍非常高。据第三军分区冲锋剧社文艺战士王慧敏、和谷岩回忆，他们经常聚集“在山村老乡家的场院里”学习《讲话》。晋热辽军区前线的文艺战士们也未曾放松阅读《讲话》。晋热辽军区前线战斗异常频繁，三天一小仗，五天一大仗，他们同外面的联系仅靠一部军事电台。在军事电报收发的间隙《讲话》便通过电台由晋察冀军区传送过来，尖兵剧社社长黄天收到《讲话》全文后，便组织文艺战士进行阅读。据刘大为回忆，无论是“在长城下、山坡下、行军休息中，还是夜晚在宿营地老乡家中的油灯下，黄天同志把从军事电台抄来的《讲话》一字一句地读给我们听”。限于条件，经常是很多人依次传阅，或是围坐在一起听人朗读。群众剧社社长王雪波曾回忆起当时学习《讲话》的场景：“文件只有一份，只好大家围坐在一间茅屋土炕上，在一盏小油灯下，聚精会神地听着朗读。大家忘记了疲劳和寒冷，从傍晚一直读到午夜。第二天一早，大家争先恐后精读、摘录，接着结合实际工作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这些回忆，真实地传达出了文艺界人士学习《讲话》时的聚精会神和如饥似渴。另一方面，《讲话》的阅读作为延安文艺整风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有组织的活动。在《讲话》正式发表后的第二天，中央总学委即发出通知，指出《讲话》“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建设、理论建设的事业上最重要的文献之一，是毛泽东同志用通俗语言所写成的马列主义中国化的教科书”。在对《讲话》的理论地位与政治地位作出明确界定之后，通知接着要求全党同志应将其作为“整风必读的文件”进行深入的学习，还强调要把《讲话》“规定为今后干部学校与在职干部必修的一课，并尽量印成小册子发送到广大的员工，群众和文化界，知识界的党外人士中去”。可以说，通知从文本意义、阅读主体、阅读形式、印刷流通等方方面面作了明确指示，为《讲话》阅读活动的深入开展指明了方向。1943年11月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的决定》再次向全党提出要求，强调“无论是在前方后方，也无论是已否参加实际工作，都应该找到适当和充分的时间”来学习和讨论《讲话》，可以采用会议的形式，使大家联系个人实际开展严肃的学习，并强调应由“各地方与部队中党的领导机关”“负责领导所属范围内文艺工作者的这个学习运动”。由此可见，按照《决定》的规定和要求，在《讲话》学习运动中，在阅读群体方面应当是全体党员，在阅读形式上提倡采取召开会议的集体阅读方式，在阅读方法上强调联系个人实际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化式阅读。《决定》甚至对阅读活动的组织领导也作了明确的规定。在经历了十个月的理论学习之后，中央文委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发起“下乡”运动，号召文艺工作者积极“下乡”和“上前线”，在丰富的现实生活中体悟和践行《讲话》精神。

三、延安文艺界人士阅读《讲话》的效用

“作者创作文本的过程是一种生产活动，而读者的阅读同样是一种积极的生产。”在阅读活动中，阅读主体会有思想上的共鸣，也会有实践上的回应。文艺界人士运用《讲话》阐述的理论分析革命文艺发展问题，从而实现了《讲话》精神与文艺实践的有效互动，推动了延安文艺独特形态的形成。

（一）文艺审美政治化：自我定位和现实选择的转向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圣地延安所提出的独立自由幸福的建国目标和所实行的人人平等的民主政治，吸引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前来。中国共产党为他们提供了较为宽松的安置政策。在这种自由安定的环境中，文艺界人士依照个人志趣创作，延安文艺界呈现出风格各异的新面貌。他们在为延安带来新风尚的同时，也将浓厚的小资产阶级习气和情感带到延安，从而引起了各界人士的争议。另外，还有一部分文艺界人士在批判与启蒙的分寸把握上背离革命现实的需要，他们运用杂文、漫画和墙报等形式暴露延安现实生活与理想的差距，弱化了革命精神，客观上冲击了延安的建设。

在《讲话》的阅读过程中，文艺界人士尤其感到他们的文化生产与边区的现实生活需要之间难以形成有效的对话。周立波曾写道：“我们一年四季住在窑洞里，非常的熟悉自己的沙锅。我们还很会做梦，情书写得很漂亮。这都是生活，而且这里面也埋藏无数小小的心灵的悲喜，可以成为‘意识之流’派的贵重的题材。可是，这种属于个人的静止的生活，和这动乱时代的大众的悲欢，的挣扎，离开太远了。”而《讲话》直接掀起了一场审美革命，重新界定了文艺与政治之间的关系，确立了“面向现实，面向工农兵”的现实主义文艺发展新方向。这种创作理念的转变直接推动了文艺界人士身份意识和角色的转变，他们尝试将自己视为“革命机器”的一个部分、一个环节，着眼于围绕革命现实和革命任务进行创作。具体说来，文艺界人士紧密配合战时的中心任务，主要围绕五种政治主题创作出大量具有教育意义的优秀文艺作品：一是以揭露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与反共意图为主题，鼓舞人们振奋精神、粉碎国民党进攻的作品。比如歌舞剧《保卫边区》、秦腔剧《血泪仇》戏剧《清明前后》歌剧《无敌民兵》、剧作《升官图》等，都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尖锐讽刺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和无耻。二是以政策教育为主题，反映党的思想主张的作品。比如剧本《同志，你走错了路》、平剧《三打祝家庄》、小说《灾难的明天》等，巧妙地宣传党的政策和主张，表现出极强的现实性。三是以阶级教育为题材，歌颂劳动人民的作品。比如歌剧《白毛女》、秦腔剧《穷人恨》等，均在当时起到极佳的阶级教育效果。四是围绕斗争生活创作的作品。这类成果数量最多，影响最大。比如小说《吕梁英雄传》生动形象地反映了解放区战士的斗争生活，小说《抗日英雄洋铁通》开了解放区“新英雄传奇的先河”。五是描写解放区生产运动的作品。小说《高干大》和《种谷记》、歌曲《南泥湾》等都反映了解放区的生产建设生活，对工农兵大众起到了积极的鼓舞作用。这些以革命政治为题材、以抗战英雄人物为创作典型的作品，显然是对《讲话》精神的积极回应。《讲话》使文艺界人士在阅读实践中逐渐找准了自身的定位，形成黑白阵线分明的审美逻辑，进而深刻影响着他们的创作主题和风格，引导着他们自觉践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

（二）创作视野“工农化”：文艺统一战线的形成

外来文艺界人士具有庞杂的知识修养和文化背景，他们在延安往往会表现出某种与众不同的优越感。他们对制服进行改造，装饰窑洞，用有限的津贴购买肥皂、牙粉等“奢侈品”。这种优越感在他们的文化趣味和文艺创作中亦有所显现。比如座谈会召开前一度出现的“大戏热”“艺术热”等，这种沉醉于高雅艺术的追求引起延安许多干部、战士和群众的反感。据欧阳山尊回忆，有些战士在看了《雷雨》《悭吝人》等戏后，“成天学着戏里的周萍，吹着口哨叫‘四凤、四凤’”。然而，文艺界人士却不以为意，正如严文井所说：“我们每个人都自以为是大艺术家”，而工农大众则是“身上只有虱子”的无知群众。除此之外，一些文艺界人士创作的以描述延安和边区生活为主题的访问记、速写和战地见闻录等，虽然真实记录了边区生活的点滴，但探究其背后的创作动机便可发现，这些作品乃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边区的新鲜好奇落笔而成，其潜在读者对象显然是边区之外的人。总而言之，不少文艺界人士未能认识到在新的时空环境中读者群体的转换问题，“没感觉到有一个要熟悉面前这些新对象的问题。他们还是上海时代的思想，……身在延安，心在上海，心在大城市”。但就中国共产党的统战策略来说，建立抗日革命根据地必须发动广大工农大众，因而必须解决“艺术家的技巧与群众的欣赏力之对立”的问题。

通过阅读《讲话》，文艺界人士产生了极大的心理震动。毛泽东在“引言”中针对“工作对象”问题，明确指出“文艺作品在根据地的接受对象，是工农兵及其党政军干部”。在“结论”中，他进一步阐明“为什么人的问题”，强调必须站在无产阶级和人民的立场上，因为只有将立足点转移到革命的工农兵群众上，才能真正创作出为工农兵的作品。《讲话》突出强调的是文艺“工农化”的要求，号召文艺界人士接近工农兵，研究他们、描写他们、服务他们。在领会了《讲话》精神之后，文艺界人士的观念和思维开始转变，逐步抛弃了背离工农兵大众的创作逻辑。他们意识到，边区已是全新的社会，“农民的生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产生了一种新的根本的变化”。面对全新的生活，文艺界人士将自己手中之笔与工人手中之锤、农民手中之犁、战士手中之矛融合起来，描写新的人物，塑造新的形象，将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贯彻落实到自己的创作实践之中。平剧《逼上梁山》便是站在工农兵立场上创作出来的优秀作品。这部剧把“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被毛泽东誉为“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起到了很好的示范作用。除了创作立场“工农化”的转向，文艺界人士在创作主题选择、语言方式及具体技巧等方面同样作出了改变。欧阳山曾说：“我过去心爱的欧化语言和欧化风格也必须重新接受新的农民和新的农民干部的考验。……这样子我就不得不面临着一种选择：是保持我原来的风格，使他们无法接受我的作品？还是改变我自己的风格，使我的作品尽量做到使他们喜闻乐见呢？结果我选择了后者。”由此可见，文艺为工农兵服务方针的提出成功消解了文艺界长期存在的各种争论，使延安及边区各地文艺界人士自觉接受了“工农化”的理论话语，从而最终推动了文艺统一战线的形成。

（三）创作模式趋同化：革命文艺的重构

《讲话》发表之后，民间文艺的新价值得以彰显，文艺界人士在民间文艺创作的多重启示之下，从文艺形式、生产方式和语言表达等多方面探索革命文艺创作的新范式。《讲话》指出：“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与艺术的统一，内容与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与尽可能高度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与此同时，《讲话》也强调了艺术性的重要性：“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受到《讲话》的感召，文艺界人士投身到民间形式中寻找现实出路，发掘其中合理的成分，利用、改造、提高，使其成为革命的、能为工农兵大众接受和理解的艺术形式。塞克曾在青年剧院学习《讲话》的总结会上说道：“新的内容必须寻求新的技术和新的表现形式，……多研究民间艺术，对于提高我们自己的帮助更大，只有从这条道路上提高起来的技术，才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个民族的新艺术的面貌”。新秧歌剧《兄妹开荒》、新歌剧《白毛女》、平剧《逼上梁山》和《三打祝家庄》等对旧艺术形式的成功改良，体现了文艺界人士在《讲话》精神指导下对革命文艺发展方向的选择与重构。改良后的新艺术形式和艺术表现，无论是服饰还是语言，都十分符合群众的审美取向和欣赏口味，成为当时最受群众喜爱的通俗文艺。

文艺界人士在改造民间文艺旧形式的同时，也从民间文艺的生产方式中获得启示。民间文艺大多是集体创作的成果，比如陕北说书、民歌、秧歌等，从构思到创作再到完成和面世，大都带有集体创作的印迹。这种集体创作与集体主义精神相一致，实质上是集体主义精神在文艺生产方式上的反映。文艺界人士发现，民间文艺这种集体创作方式恰能弥补个人创作中脱离群众的缺陷，能够在群众生活经验和素材同文艺界人士艺术修养的有机结合中创作出与工农兵大众情感相通的作品。集体主义引导文艺界人士摒弃个人主义而向集体创作靠拢，这种集体创作不仅是响应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结果，也是文艺界人士对《讲话》精神认同基础上所作出的一种选择。

综上所述《讲话》系统地阐述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阐明了文艺为政治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给文艺界人士以全新的启发。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文艺界人士以《讲话》精神为指引，遵从文艺审美—创作视野—创作范式的逻辑重塑文艺价值观，在提升自身思想境界的同时开创了革命文艺发展的新局面。《讲话》在文艺界人士中发挥了极大的感召作用，其所作出的极具前瞻性与全局性的思想指导，彰显了革命文化的强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