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5期刊发公司万欣荣副教授文章《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的内在动因、本质透视与实践路径》。
内容提要:“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算法健康有序发展的权力治理模式。依循“标注化采集-倍速化生产-个性化分发-差异化接收-支配化反馈”的信息传播轨迹，算法对主流舆论产生负向冲击，并呈现多维风险样态。究其本质，“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呈现出以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为核心的三重权力意图。其实践路径为：增进理性自觉的算法认知，规避主流舆论安全风险；培植精神自醒的算法情感，筑牢主流舆论认同根基；强化行业自律的算法伦理，完善主流舆论规制体系；形塑文明自信的算法价值观，提升主流舆论引领能力。
关键词:主流价值导向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驾驭算法 网络意识形态
作者简介:万欣荣（1971- ），伟德1949官网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广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广州 510275）。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4年第5期，注释从略。
算法（Algorithm），正在以严格的编写规则和完美的数理逻辑将人类的社会生活置于可供计算的代码程序之下。它增强信息传播的有效性和准确性，重塑单向度的“传-受”关系，给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既提供新机遇，也提出新挑战。正如马克思所言：“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算法在数字空间中的崛起，使得舆论操纵、网络成瘾、娱乐泛化、歧视偏见等问题变得日益严峻。面对众声喧哗的舆论环境与日新月异的技术变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全面提高舆论引导能力”。虽然目前学界已对算法的风险评估、问责程序、监管路径等难题提出了诸多“驾驭之策”，却未能逻辑圆满地揭示算法作用于主流舆论场域的信息传播过程及其背后的权力意图，也较少洞察到由算法所引起的问题可能并非技术本身，而是涉及政治、道德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关切。防范化解算法带来的意识形态风险，“加强全媒体传播体系建设，塑造主流舆论新格局”已成为我国意识形态工作的当务之急。鉴于此，厘清“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的动因、本质与路径，不仅有助于拓展和延伸算法研究的理论边界，不断深化对算法影响下网络意识形态治理工作的规律性认识，也有助于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全面推进新时代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可持续发展。
一、算法崛起及其意识形态属性
算法，不是21世纪的新发明，其在世界范围内的崛起主要受益于信息论的研究成果。随着数字时代的到来，遍布社会各个领域的数字平台与应用程序，每分每秒都在根据由0和1构成的二进制代码循环往复地高速计算着。在此情形下，算法已从当年仅限于数学模型的狭义范围扩展开来，从淘宝、京东等购物网站到百度、搜狗等搜索引擎，从抖音、微信等社交软件到今日头条、腾讯新闻等新闻平台，算法在日常生活中渐趋普及。算法与信息社会的深度融合，不仅创造了一种每时每刻与算法为伍的生活方式，而且预示着一种以自动化推荐为特征的数字技术正成为继互联网之后的新型意识形态载体。
从社会性来看，算法规制过程内含意识形态立场。尼尔·波斯曼指出，“每一种工具里都嵌入了意识形态偏向，也就是它用一种方式而不是用另一种方式构建世界的倾向，或者说它给一种事物赋予更高价值的倾向；也就是放大一种感官、技能或能力，使之超过其他感官、技能或能力的倾向”。从“科学-技术-社会”（STS）的理论传统来看，无论是“技术控制论”者强调算法具有控制和影响社会现实与社会秩序的能力，还是“技术工具论”者主张算法只是被商业组织和技术精英所操控的效率工具，在根本上均是将算法视为技术化的社会规制，且必然要受到社会制度、社会组织以及社会群体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判断的塑造和限制。
从主体性来看，算法创设过程内嵌意识形态倾向。算法是工程师、程序员、数据分析师等设计者共同编写、实验和修改的数据运算步骤。其中，训练样本的选择、编程语言的编写、函数模型的设计、预测因子的建构等无不依赖设计者的选择、判断和决策，而选择、判断和决策本身就天然地包括人的主观意志与价值立场，使算法在创设过程中内在地被特定社会历史条件下人自身的思维方式、知识背景、文化习俗等主客观因素所影响和塑造。“毕竟在掌握了纷繁多样的个人信息之后，它们对我们的需求和喜好还是有一定了解的。”有鉴于此，算法永远不能被理解为一种客观公正的知识形式或操作模式，它的每一种技术架构、每一行代码、每一个界面都是特定的美学、政治、技术及意识形态背景下的产物。
从目的性来看，算法运行过程潜藏意识形态意图。受机器之营利性影响，算法“像其他一切发展劳动生产力的方法一样”，亦是一种“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并以更加潜隐化、大众化、弥散化的运行逻辑，将资本意志渗透到去政治化的公众思维习惯之中，进而使其心甘情愿地参与数字资本追求最大利润的“超额游戏”。以淘宝推荐算法为例，通过收集使用用户在访问或使用淘宝时的浏览、搜索记录以及取得用户授权的信息，会基于人群偏好特征在淘宝及第三方应用程序向相关人群推送其可能感兴趣的商业广告或商业性短信息。这表明算法与资本相互帮衬、凯歌高奏，成为操纵人类精神意识与道德伦理规范的重要变量，证明了创造算法的目的往往远非中立，而是通过隐蔽的方式发挥着意识形态功能。
总之，算法在本质上是一种价值表达，而非价值中立的工具摆设。当算法的触角逐渐伸向日常生活的“神经末梢”时，算法原初的技术客观属性便会被不断稀释，不可避免地演变成一种影响人、支配人、操纵人的无形力量，抑或是成为解放人的自由力量，呈现出鲜明的意识形态属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对算法意识形态属性的判断必须放置在更为宽广的社会语境之中，通过分析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的内在动因，以此显现出算法复杂的意识形态功能、价值面向与权力意图。正如马克·舒伦伯格等所言，“算法不断融入社会基础设施要求我们拓宽对技术在功能意义上的理解，不应将理解仅仅局限于狭隘的工具性视角”。
二、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的内在动因
算法的意识形态属性表明，其正向功能的发挥需要以对主流价值导向的认同为前提。主流价值导向在多元的社会价值观念中占统治地位、起主导作用，是以党和人民的价值追求为目标指引，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基本内核的价值要求。核心价值观决定着整个社会价值体系的基本特征和基本方向，是人民大众所自愿遵从的价值观，在汇集价值共识、引领社会思潮、振奋民族精神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提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把涉及国家、社会、公民的价值要求融为一体，既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吸收了世界文明有益成果，体现了时代精神。”在交互式传播场景下，算法依循“标注化采集-倍速化生产-个性化分发-差异化接收-支配化反馈”的信息传播轨迹，悬置了主流舆论议题，对主流价值导向产生负向冲击，由此引发的一系列次生风险构成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的内在动因。
1.刻板印象：标注化采集淡化主流价值导向的情感联结
算法标注化采集前置的“刻板印象”淡化主流价值导向的情感联结。1948年，美国数学家克劳德·香农提出的信息熵理论解决了信道容量、信源编码、数据压缩等一系列技术难题，证明了任何信息源包括文本、图像、影视、语音都有一个可定量化的信息内涵，为标注化采集提供了理论基础与广泛前景。所谓标注化采集，就是将海量信息转换成机器算法可识别的数据，技术手段主要包括字段定义模块、点位建立模块、合成处理模块。通过这些模块建立的信息采集系统，可以有效、迅速过滤掉无关、模糊信息，采集出准确、优质的数据材料。信息标注员是数据采集的熟练工，在“数据流水线”上繁忙工作，根据平台所指派的任务对信息进行标注化采集，成为印象转化的嵌入者。算法对某一标记的刻板印象，将会覆盖具有此记号人群的整体印象，便于算法模型不断筛选、重组和阐释数据，进而不断地形成一种全新的数据主体或算法身份，从而达成操纵用户精神意识与道德伦理规范之目的，最终迫使人们成为其“经济附庸”“政治臣民”“文化奴隶”。具体地说，算法依据性别、年龄、教育程度、收入等客观变量及心理、态度、情感、认知等主观变量数据聚合而成的“画像”，能够精准预测公众的政治态度和价值偏向，并根据算法意志以强“推”的侵入性服务方式朝着最有利于平台的意识形态目标前进。带有明显负面污名的“标签”不仅前置了刻板印象，也是歧视偏见的源头，使算法只接收到特定人群、地区、文化、立场的数据，无形中淡化了主流价值导向的情感联结，难以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共鸣。
2.阅读焦虑：倍速化生产破坏主流价值导向的话语感染
算法倍速化生产引起的“阅读焦虑”弱化主流价值导向的话语感染力。话语是主流价值导向深入公众日常生活以及内心世界的重要途径之一，是传递、组织和理解思想的重要工具。互联网普及之前的话语表达，主要依靠大众传播，主流媒体不仅掌控着话语生产的流向和速度，而且能够以极具感染力的修辞和叙事阐释党和国家的政策主张。作为感性形式存在的主流话语，需要借助一定的阅读才能实现。受角色定位与功能侧重的影响，我国主流媒体一直以新闻专业主义为基本准则、以严肃政治话语为主要内容、以主流价值导向为核心主题来强化受众的阅读意识。但伴随叙事空间的迅速扩张，算法倍速化生产满足公众“短平快”的信息消费需求，却使其陷入有关信息数量与质量的阅读焦虑之中。这正是算法发挥其诱惑力的心理契机：通过源源不断地推送各种戏剧化、离奇、煽情的奇闻轶事，以“免费午餐”的形式把各式各样的思想、感情、知识或动机从一个人的头脑里不知不觉地灌输到另一个人的头脑里。现实的例子是，如今大多数人已不愿花费时间来精读篇幅较长的文本，而是采用跳读、略读等非线性阅读顺序来快速浏览，这背后实质是受到一种倡导“时间就是金钱”的效率主义价值观的支配。在焦虑驱动的迅疾浏览中，主流媒体构建的完整宏大叙事被切割为一个个残缺不全的碎片化语料，迫使公众以直观、庸俗、浅薄的阅读方式来应对主流媒体生动、高尚、深刻的叙事方式。“算法赋能的碎微化个体叙事与主流价值的宏大叙事之间的结构性摩擦”，弱化了主流话语表达的感染效力。对具体个人来讲，为了摆脱时间对自己的压迫，最简便的方法就是逃进一个公众时间。倍速化生产使得用户难以有效消化信息内容，给用户造成疲劳感、抵触心态和信息焦虑等意识沉迷问题，导致用户忽视或排斥与自己观点不一致的信息，难以体会到主流话语的生动性、感染性和先进性。
3.茧房围困：个性化分发削弱主流价值导向的价值共识
算法个性化分发形成的“茧房围困”削弱主流价值导向的价值认同。美国学者凯斯·桑斯坦在考察数码网络中的沟通行为时提出“信息茧房”，即由于人们只听自己选择的东西和愉悦自己的东西而导致先入之见逐渐根深蒂固的现象，“信息茧房”为每位用户构建属于其自身习惯性的“舒适圈”，从而产生将用户的思想桎梏于像蚕茧一般的“茧房”中的现象。所谓“共识”是指不同主体就某种价值观念及其合理性展开相互沟通并达成一致意见。既往传播学研究表明，个体不是被动接受媒介所带来的有限固定信息产品，而是根据自己的需要、兴趣、偏好主动寻求信息，以形成一套“个人日报”式的信息系统。在机械劳动中深感疲惫的现代人普遍将网络作为可供心灵慰藉的“避难所”和“栖息地”，进而极大地刺激潜意识中的消费享乐主义。面对算法这一强大的“魔弹”力量，大众很容易将算法传播内容看作毋庸置疑的现实再现、权威发言和真理表达，主动漠视、忽略甚至排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所倡导的价值共识，沦为受算法牵引的无条件顺从的“精神囚徒”和“媒介子民”。在此前提下，算法个性化分发的深层机理就在于公众点击某个链接或页面后会持续不断地收到同类主题的多种信息，这些信息循环流动形成的媒介矩阵如“茧房”一般精准形塑着公众的政治趣味和审美旨趣，以“反复”的信息推送来达到“说服”的教化效果。长期生活在这种信息环境之中，犹如被困一座同质化的“超级全景监狱”，它的影响不在于使受众“改变”，而是使其在强化旧想法和获取新想法的结构性矛盾中保持“不变”，导致认知狭隘和思想固化，这将不可避免地削弱社会各阶层对主流价值导向的价值共识。
4.把关转移：差异化接收扰乱主流价值导向的议程设置
算法差异化接收带来的“把关转移”破坏主流价值导向的外在形态。搜索引擎、流媒体和社交网站作为新的网络舆论场域备受关注，其主要传播介质——算法能够使公众在十几秒的影像碎片中获得信息消费的快感和满足，但此种带有明显“玩工”性质的信息接收方式也极易导致公众对虚拟世界的深度沉溺。算法采用过滤机制成为把控信息流通进出口的“数字裁决者”，它不仅决定用户“怎么想”，而且决定用户“想什么”。自算法成为驱动信息传播方式变革的底层“座驾”，信息传播流由点对点的二级传播转变为多对多的N级传播，信息获取数量和质量的差异催生了能够在传播信息和引导舆论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网络“意见领袖”。这些意见领袖将过滤、加工、包装后的既有信息传递给受众，建立起跨语言、跨主题、跨圈层的拓扑式网络传播关系网，成为舆论话题制造者、舆论观点传播者和舆论走向引导者，并凭借自身较高的关注度和影响力把控着网络空间中特定议题的设置和进程。受制于算法不透明的决策过程和碎片化的传播特性，公众在事实判断和了解真相时很容易被意见领袖操纵和诱导，因为所谓事实和真相很可能是人为借助算法操纵的结果。这样会导致用户对问题的认知出现偏差和误解，从而引发或加剧用户之间的分歧和冲突，这可能使网络空间成为境外势力进行政治煽动的“发酵池”和“策源地”，造成主流舆论场的动荡和撕裂。
5.流量为王：支配化反馈窄化主流价值导向的传播渠道
算法支配化反馈造成的“流量为王”窄化主流价值导向的传播渠道。“流量为王”的逻辑，表现为“高流量属性的内容产品往往能获得大数据算法机制下的优先分发特权，更有可能在高曝光度下实现商业价值上的成功”。支配化反馈的“信息”不再是传播者传递出来的信息，而是公众在接收传播者的信息后对这些信息的感知、反应和评价。这些信息的核心价值在于，经过算法的支配化处理后能够成为把控舆情走向和公众情绪的关键因素，其侵入性和支配性特征对主流价值导向影响力带来不可忽视的威胁。掌握传播资源的“平台势力”乘机垄断话语权，实现对社会舆论风向的把控。在此境遇下，这对于兼具资本实力、市场潜力、技术红利的数字平台来说无疑又进一步扩大了比较优势，如《人民日报》、新华社、央视新闻等主流媒体以及31个省（区、市）政府部门均在抖音、今日头条和微信视频号等平台开通了账号。这些平台不仅利用算法的数据反馈功能与实时优化特性分流了以前独属主流媒体的大批群众，迫使其重新进行读者、内容和功能定位，而且对传播主体、传播媒介、传播方式等传播资源的挤兑也直接影响着主流媒体的落地率、覆盖率、接受率，由此形成的资源垄断使主流媒体难以掌握传播渠道的分配权和控制权，并一定程度上形成对主流媒体容量和声量的压制，加剧主流价值导向传播渠道的瓦解和离散。
三、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的本质透视
激动人心的技术变革浪潮夹杂着不同行为体间错综复杂的权力博弈。在算法业已成为一种隐形权力形态的前提下，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呈现出以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为核心的三重权力意图，表明其本质目的并非仅仅为了化解前述危机，而是旨在用维护人民根本利益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维持算法背后各要素交织竞逐中的权力平衡。从某种意义上说，驾驭本身就代表着权力。凯西·奥尼尔认为：“把目标由压榨大众变更为帮助大众，算法的危险性就解除了，甚至可以反过来变成一种正面力量。”基于“以人为本”的价值理念，勾勒“摆脱资本控制-矫正效率偏执-重塑精神生态”的驾驭机理。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筑牢共识基础，旨在化解资本、技术与意识形态合谋所造成的舆论风险。
1.摆脱资本逻辑的柔性控制，掌握算法发展道路领导权
领导权是意识形态权力的核心要素，关乎着国家举什么旗、走什么路。马克思曾明确提出，“矛盾和对抗不是从机器本身产生的，而是从机器的资本主义应用产生的”。算法并非天然地具有逐利、垄断、剥削等特征，而是资本逻辑的支配使其异化为吞噬社会价值基础的工具。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角度来看，数字技术的创新迭代催生以数据为生产资料、以信息为商品形式、以平台为主要载体的数字资本，算法是数字资本生产剩余价值和谋求数据增殖的新兴手段。具体而言，算法通过对用户在浏览网页或点击屏幕时留下的“数字脚印”进行丈量、加工、过滤和编目来精准预测其需求和偏好，以强“推”的信息服务方式架构起拟态产销关系，以应接不暇的快感诱导公众的每一次搜索、每一次点击、每一次观看都朝着最有利于消费的情绪状态前进。在这个过程中，算法并不是一种外在的强制手段，也不是商业过程中看得见的强买强卖，而是“在直接的暴力之外将潜在地具有政治的、批判的和创造性能力的人类归属于思想和行动的边缘的所有方法和手段”，进而使其心甘情愿地臣服于数字资本制造出来的算法规则。
在视觉感官的沉浸下，受众对资本控制的潜意识的温顺接受，使算法成为囚禁主体的无墙的监狱。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的核心目标就是在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的疆域内，以理性独立的人本逻辑超越利益至上的资本逻辑，让算法运行在正确的前置价值要求下，防止算法选择错误的历史路向。一方面，构建算法向善之路，发挥算法效能与优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不是封闭僵化的思想观念，以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也不是对算法价值与资本市场的回避或拒斥，而是试图在一个更具开放性和包容性的文化框架下充分发挥算法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守好主阵地的正向功能，在牢牢掌握算法发展“方向盘”的基础上实现技术效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果的协同互动。另一方面，探索算法规制之路，谨防算法偏见与歧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代表全体社会成员文化共识的“最大公约数”，是约束算法权力边界、规范算法行为选择的基本价值遵循。以主流价值导向规制算法，能够最大限度地减少或消除其对不同性别、收入、种族以及弱势群体的偏见和歧视，并在界定算法利益相关者责任的基础上作出具有针对性和合理性的规范指引与制度安排，推动算法健康、有序、繁荣发展。
2.矫正工具理性的效率偏执，增强算法推荐服务管理权
不同于“实践出真知”的经验获取方式，算法通过不断吸纳数据与优化模型来减少决策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成为超越人类认知局限性和执行能力的更优选择。然而，由于对泰罗制“效率至上”和科层制“实用取向”的推崇，繁荣的数字市场为了降低信息流通成本和提高信息传播效率，倒逼算法以“点击-输入-搜索-输出”的单向程序指令来快速贯通信息链两端的供给和需求，以全时、全域、全速的方式最大限度地减少信息流通的中间环节。“在技术进步高奏幸福凯歌的现代时期，人们乐于想象技术进步是对人的解放，但情况并非如此，技术进步并不是人获得解放而回归自然的机会，结果反而可能是人的异化。”工具理性的急剧扩张创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主体境遇：算法管理者在转瞬之间就能采集、访问、保存社会公开数据并以此积累大量财富，而公众则被围困在“让人陶醉其中而不能自拔”的“算法黑箱”之中，其人格尊严、自由意志、数据隐私等易受到他者的泄露和控制。
如果说“算法的胜利”是以基本人权的缺失为代价的，那么应该如何既发挥算法技术优势，又避免落入工具理性误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具有强大文化感召力和价值影响力的文化软实力灵魂，将在算法应用过程中赋予普遍的道德基础和人文精神，由此调和算法机器对人的心灵的压抑。一方面，推动算法公开透明，服务公众基本权益。主流价值导向强调尊重人民主体地位、满足人民精神需求、保障人民根本权益，这一价值取向源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文明向度，决定了算法管理者应当根据不同情形采取不同范围不同程度的算法公开，并且坚持以主体为中心的算法解释方式，保障有关数据主体的知情权、访问权、纠正权、删除权、拒绝权等权利，为其提供有意义的信息服务和决策参考。另一方面，唤醒算法设定初心，服务社会公共利益。“道德责任意识是一种返身性意识，即能够对于自己的欲望、意图或动机进行道德评价，并且在行动之后也能因自己的行为产生对他人有利或不利的后果而感到满意或内疚。”主流价值导向唤醒社会“道德良心”的价值功能与算法服务社会公共利益的“初心”形成呼应，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嵌入算法开发、设计与应用全过程，以价值理性矫正工具理性，推动公众内心深处对“技术乌托邦”的美好期待转化为算法助推社会服务供给的现实图景。
3.重塑拟态环境的精神生态，提升算法传播场域话语权
“在大众媒介十分昌盛的时代，人们早已习惯于把媒介折射的现实当作现实本身，而对实际存在中的现实却是浑然不晓、漠然处之”。“人们始终沉迷景观之中无法自拔，以致将自己本真的社会存在忘了个一干二净”。算法提供的定制化信息服务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信息是否可见、以怎样的次序可见，复杂的社会事件、专家的时事点评、劲爆的娱乐新闻等多元信息共同打造的拟态环境取代了人们的直接生活体验，人们所生活的不是自己在实践中创造出来的物质世界，而是算法构造的精神世界，人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之间产生了裂缝。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网络语境下，算法凭借“看不见的手”试图脱离传统媒体的话语规范而重建新的话语规则，不仅在话语角色上将作为国家宣传“喉舌”的主流媒体降格为信息集散的“中介”，而且也加剧了公众对主流话语资源结构的质疑。
作为观念上层建筑，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整个社会有机体的精神支柱和文化内核，能够有效遏制话语资源抢夺、话语角色失范与话语秩序断裂等话语问题的扩散，为拟态环境的净化创造和谐稳定的精神生态。一方面，对内激发算法潜力，提升主流话语精神品质。算法传播的革命性特征在于，以通俗化、大众化、时代化等公众喜闻乐见的手法进行价值输出和思想教化。主流媒体应利用算法的这一传播特性，在数据集成、模型优化与智能决策基础上，革新以宣教、独白、灌输为特征的话语体制，在话语表达的开放度、自由度、创新性上有所突破，进而提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特色、品质和魅力，达到主流舆论与广大受众的同频共振。另一方面，对外抵御算法侵袭，强化主流话语精神引领。如前所述，算法操纵已由刚性控制转向了柔性嵌入，这使得技术外衣包裹下的资本主义价值观以更加媒介化、生活化和娱乐化的方式渗透。这一变化迫切需要主流价值导向以“软国家机器”的解释力和统摄力强化对公众的精神引领，提高对算法走上“西化”之路的免疫力和抵抗力，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稳固公众认知框架，从根源上避免算法以“推荐”之名、行“灌输”之实，切实维护国家信息安全和发展利益。
四、用主流价值导向驾驭算法的实践路径
“人是积极驾驭媒介的主人”。这意味着若要将主流价值导向由理论化的精神力量变为驱动“算法向善”的物质力量，就不能将算法视为抽象的技术成果，而必须揭示这些冰冷机制背后的制度选择。只有通过培育公众对算法的认知、情感、伦理、价值观以强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技术的统领，才能完成从“算法控制”到“驾驭算法”的权力主体转换，提高主流舆论的引导能力，塑造国家意志、社会共识和人民利益相协调的主流舆论新格局。
1.增进理性自觉的算法认知，规避主流舆论安全风险
当今世界正处于数字化转型的风口浪尖，培育符合时代发展的“数字公民”以适应数字时代的国家愿景、使命和战略已是大势所趋。从这个意义上说，自觉增进理性自觉的算法认知是主动抢占主流舆论“制高点”的重要途径。只有提高公众的算法素养，提升公众明辨是非的能力，才能自发形成防范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渗透的主流舆论场。
第一，对算法基本运行原理的认知。算法是一项诞生于高精尖学科的前沿技术，不仅其运算过程存在复杂的数理模型和代码指令，而且其推算结果也包含诸多令人费解的语言表述和逻辑符号。公众只有主动了解算法的抓取规律、推荐意图、运作逻辑等基本原理才能跨越认知鸿沟，破除专业壁垒，打开“算法黑箱”，进而在面对某些可能对个人权益和公共利益产生重大影响的算法决策时作出符合社会公序良俗的合理判断。
第二，对算法意识形态属性的认知。算法与生俱来的“技术中立”光环使绝大多数人更倾向于将其视为检索信息、寻找答案、享受娱乐的简单工具，而非操纵舆论、贩卖焦虑、价值输出的隐形载体。这一惰性思维的蔓延，迫切需要公众提高对相关者利用算法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警惕性和敏锐性，自觉认知到眼见或许并非为实，不被情绪化的判断裹挟、不被预设好的立场蒙蔽，在“数字化生存”中加强政治修养、辨别是非曲直。
第三，对算法应用发展前景的认知。尽管算法不可避免地带来了种种风险和挑战，但鉴于其为减少社会长期存在的信息不对称提供了史无前例的机遇，以及具有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解放潜能，即使未来探索会出现挫折与挑战，也应在条件成熟之时鼓励算法继续发挥积极作用，以主流价值导向引领算法发展，培育天朗气清的主流舆论生态理念。
2.培植精神自醒的算法情感，筑牢主流舆论认同根基
算法不是暴力性的意识形态，而是借助感官化的信息包装直接渗入人的心理环境，将过滤后的特定信息与公众的情感结构相链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秘钥”就在于能够以算法情感的精神治理术实现对主体的精准治理，使公众在“大众媒体+智能算法+主体参与”的拟态环境中保持清醒和自制，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增强公众对主流舆论的情感认同。
第一，加大主流情感内容的推送权重。作为“党的政策主张的传播者、时代风云的记录者、社会进步的推动者、公平正义的守望者”，各媒体应主动增强正能量内容的优先推送权，将弘扬优良传统、传播先进文化、讲述中国故事的主流情感内容进行优先分发、弹窗推荐或置顶宣传，依托信息过滤系统、设置网络议题、培植意见领袖等手段形成风清气正的网络意见气候，营造朝气蓬勃、和谐友好、团结奋进的主流舆论氛围。
第二，强化网络情感表达的疏通引导。囿于“过滤气泡”和“信息茧房”的主体难免会呈现偏激、失控甚至是极端的情感状态。这警示各媒体在传播之前应主动考量公众可能产生的情感偏差，传播之中实时把关监测公众的情感走向，传播之后及时疏通公众的情感淤堵，尤其是主流媒体要做到关键时刻不失语、重大问题不缺位，不让权威发布落在舆论发酵之后，防止非理性情感表达分裂公众的主流价值共识。
第三，推动正向情感体验的调试优化。各媒体可以基于深度学习模型建立多路召回、多项指标、多维评估的算法框架，按照“宣推、精品、热点”三种类型分别对算法推荐信息进行细化拆分，以技术赋能推动主流舆论与公众情感体验的互动融合。此外，鉴于公众对主流舆论内容与主流宣传渠道单一、落后的刻板印象，主流媒体亟须摆脱平台依赖，构建全媒体传播体系，进行内容生产与信息分发的深层变革。以强人工干预弥补平台算法只能识别标签而无法准确判断信息内容的弊端，以更聚民心的内容与更贴人心的渠道提升主流舆论传播力与影响力。
3.强化行业自律的算法伦理，完善主流舆论规制体系
主流价值导向依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民主、平等、公正”的伦理价值，对凝聚社会共识、整合多元利益、促进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考虑到算法跨行业、跨领域、跨部门的社会现实，只有通过算法监管主体、算法设计主体、算法运营主体的深度参与和磋商协作，算法伦理才能得以贯彻落实，主流舆论规制体系才能真正起到实效。
第一，定期组织算法监管主体的伦理审查。网信部门应与市场监管、反垄断执法机构就算法伦理准则制定、算法伦理风险评估以及算法伦理问责等程序进行协同，根据算法属性、内容类别、用户和数据规模、社会反馈以及对用户行为的干预程度等对算法运营主体实施分级、分类、全过程监管，对舆论传播问题及时提出整改意见并限期整改。
第二，持续加强算法设计主体的伦理意识。算法设计者应全程秉持理性、公正、客观的伦理道德意识，强化算法运行过程中的“价值敏感设计”，确保其编写的算法符合社会公共伦理要求，尤其是当算法应用结果与社会公共利益相悖时，算法设计者应无条件停止工作进程，以确保社会公共利益的优先性。
第三，严格落实算法运营主体的伦理责任。算法运营主体必须遵循公开透明、诚实守信的伦理原则，在算法应用中坚持正确政治方向、舆论导向、价值取向，不得设置诱导用户沉迷、成瘾、过度消费等扭曲心理状态的算法模型。同时，及时、合理、有效地公开算法基本原理、运行机制、应用场景、目的意图、决策标准等关键信息，做好算法解释，畅通投诉渠道，保障用户权益，维护主流舆论生态秩序。
4.形塑文明自信的算法价值观，提升主流舆论引领能力
当前，以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力量将人类文明推向一个新的阶段，呈现出巨大的创新活力、生产能力与变革潜力。有鉴于此，形塑文明自信的价值观是保障基本人权、弥合数字鸿沟、防止技术殖民的根本所在，是以高瞻远瞩、未雨绸缪的战略眼光把握历史主动的根本方略，亦是实现算法赋能主流舆论传播的根本路径。
第一，从“物的需求”转向“人的解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超越了资本主义现代文明那种以资本为中心、‘重物轻人’的理念，突出‘人’的中心地位”。这一评判标准涵盖社会数字化转型中算法目标的定位：算法不仅要满足日益增长的物质生产需求，还应当在人机互动中肯定每个人生而固有的道德、伦理、尊严及人格之权利，防止因技术异化造成的对人的支配、操控和奴役，以此推动人的解放事业的实现。
第二，从“社群极化”转向“社会团结”。“社群极化”的核心是算法“供给侧”与公众“需求侧”之间的信息流动问题。公众可以尝试从不同角度、不同群体、不同平台拓宽信息源，既不全盘接收媒介信息，也不盲目信任过去经验，通过不同圈群间的情感交流、协商互动、平等对话来构建起联通主流舆论与公众之间的枢纽桥梁。在这个过程中，主流媒体必须认识到舆论热点背后复杂的众生百态，以深入浅出的方式剖析不同社群差异化认知的原因，产出被公众所接受、人民所认同的舆论意见，以主动性、即时性化解群众内心的不确定性、怀疑性，提升主流舆论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进而在“破茧”中共筑团结稳定、融合互通、和谐友好的社会共同体。
第三，从“工业文明”转向“数字文明”。数字时代的到来使人类社会实现了从工业文明向数字文明的跃迁。主流舆论引领下的文明逻辑主张“文明主体对其创造或拥有的文明成果的信心与信念”，通过不同文明间算法服务的共建共享来发挥算法在商业、教育、司法、交通、新闻等领域的治理效用，以和谐共生的人机关系推动更具包容性的和平式文明迭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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