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新中国成立后，在实现民族独立的基础上，毛泽东开始思考和探索如何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他认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应认识到中外文化在价值上的完全平等和在现实上的发展差距，树立健全的文化心态，并从国力、内容、人才、组织等方面完善相关条件；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中国文艺精品、中国文化知识和技艺等为主要传播内容；需坚持“自己讲”和“别人讲”相结合，不“强加于人”，实事求是宣介中国文化，讲清楚民族特色背后的共通道理等基本原则。毛泽东致力于探索一种文化传播与政治宣传相结合、兼具和平性和人民性的对外文化工作模式，为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作出了重要贡献，也为今天留下了诸多启示。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文化走出去；马克思主义；和平性；人民性
原文出处：罗嗣亮.毛泽东对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初步探索[J]求索,2024(1):27-36.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曾经长时期在国际文化交流中占据主动地位，创造了丝绸之路、郑和下西洋等对外文化传播盛举；而自19世纪衰败的晚清王朝被迫打开国门后，则因巨大的“文化落差”及与之相伴随的文化侵略，长期处于文化弱势地位。新中国成立后，随着中华民族在政治上“站起来”，毛泽东开始思考和探索如何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问题。毛泽东的一系列先行思考，尽管只是散见于各种谈话、指示和批示中，但已初步呈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思想自觉。在毛泽东的领导下，新中国积极推动中国思想文化的对外传播，不仅对中国文化走出去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当前对外文化工作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亦具有深刻启示。
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认识前提和综合条件
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首先面临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中外文化的关系以及如何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准备各方面条件。只有系统解决好这两方面问题，才能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奠定基础。
（一）中国文化走出去的认识前提
正确理解中外文化的关系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前提和基础。自从16世纪中国与西方近代文化深入接触以来，中国历次文化论争中的各派主张，无论是洋务派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陈序经等提出的“全盘西化论”，抑或陶希圣等提出的“中国本位文化论”，其核心内容都涉及中外文化关系。然而，这些主张最终都被证明是不成功的。毛泽东从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提出与上述文化流派截然不同的观点，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外文化关系观。
首先，在多样化的世界文化之林中，中外文化应完全平等。其一，中外文化在价值上完全平等，并无优劣之分。早在五四运动时期，毛泽东便坚信，以中华文明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在世界上“要占个半壁的地位”。新中国成立后，他屡次表达对西方中心论的不满，认为西方帝国主义者总是标榜自己“文明”，将被压迫者斥之为“野蛮”，“可是我们没有占领别人的地方……将来也不会去占领美国、英国作殖民地，所以我们始终是文明国家”。其二，中国和外国在文化权利上完全平等，应受到同等尊重。任何国家、民族都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和文化权利，“即使它的人口只有几十万或者甚至几万，它同另外一个有几万万人口的国家，也应该是完全平等的”。其三，中国和外国在发展本国文化、惠及世界文化的责任上完全平等。发展本国文化既是对本国人民精神需求的满足，也是对世界文化多样性的丰富。中国人“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
其次，中外文化既有差异性又有容通性，二者相互交流有助于取长补短，促进人类文明发展。文化的多样性是人类文化的本来面貌。在毛泽东看来，各国文化“有共性，也有个性”，“这是自然法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法则”。各民族文化的个性是其相对独立性的依据，也是它们开展对话、相互补充的前提，其内在的共性则为相互交融提供了可能。
毛泽东一方面坚决反对西方文化中的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糟粕，另一方面则相信中外优秀文化的相互融通对各自发展具有积极意义。例如，他从中国历史上看到，隋朝、唐朝大量吸收来自西域、高丽和印度的音乐，但“演外国音乐并没有使我们自己的音乐消亡了，我们的音乐继续在发展”。同时，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不仅有利于中国，也有利于世界。
再次，正确认识我国作为文明古国的文化底蕴和作为发展中国家的文化现实二者矛盾统一的文化国情，摒弃错误的文化心态。中华民族5000多年的历史留下了无数璀璨的文化珍宝，然而，中国现代文化发展的不足，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我们党所需面对的客观现实。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提出，我国“工农业不发达，科学技术水平低，除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历史悠久，以及在文学上有部《红楼梦》等等以外，很多地方不如人家，骄傲不起来”。可以说，其时中国的文化国情是具有5000多年悠久历史的东方文明古国和作为发展中国家文化发展滞后的现实的复杂统一体。
认识这一复杂的文化国情，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辩证观点。从历时性角度看，中国文化古代发达，近代衰落，新中国成立后正在谋求复兴。从共时性角度看，对于中国古代文化遗产，既要看到其主要是封建主义文化，又要明了其“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对于中国现代文化，既要看到其正处于起步发展阶段，又要看到其先进性和光明前途。这样，才能在树立文化自信的同时避免文化沙文主义，在理性对待中国文化发展中存在的问题的同时避免文化虚无主义。
（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综合条件
新中国成立意味着中外文化的平等交流日益成为可能，也使中国文化走出去成为一项新的任务，但这还需要不断完善相关条件。
在国力上，要提高综合国力和经济现代化水平。“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这意味着，一般而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越强大，其思想文化也更容易繁荣发展，经济“硬实力”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文化“软实力”的基础。然而新中国成立伊始，我国生产力和经济发展水平还相当落后，在经济和军事力量强大起来之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文化的批判，用毛泽东自己的话来说，有时只不过是“放空炮”。因此，中国只有努力推进工业化和现代化，提高综合国力和现代化水平，才能为中国文化走出去创造基础性条件。
在内容上，要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这是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核心条件。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中国共产党应当认真总结和继承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所有文化遗产，但他也清醒地意识到中国文化发展现状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1956年9月，毛泽东在会见外宾时谈道：“帝国主义是不怕我们的几千年文化的。古董当然是要保护的，但我们更需要现代的科学和文化。”中国文化走出去并自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必须在批判地继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以我为主’学习世界各国优秀文化，广泛开展文明交流互鉴”，进而推进中国文化现代化。
在人才上，要培育中国自己的对外文化传播人才。中国文化走出去离不开文化传播中介即对外文化传播人才。毛泽东历来主张，潜心做翻译工作，推进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学个唐三藏及鲁迅，实是功德无量的”。在毛泽东领导时期的对外文化工作实践中，云集和培养了乔冠华、钱钟书、姜椿芳、萧乾等众多外交家、文学家、翻译家，这为做好对外文化工作提供了重要条件。
在组织上，要领导成立对外文化传播机构和平台。据师哲回忆，当时“对外宣传由毛主席、周总理直接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下，中国在20世纪50、60年代成立了一系列对外文化传播机构和平台。其中，中国外文局是承担书刊对外传播和宣传的国务院直属事业单位，下设外文出版社及《人民中国》《人民画报》《中国建设》《中国文学》《北京周报》等面向国外读者的多家报刊；中央编译局、新华社等负责党的领袖著作与党和国家重要文献的中译外工作。党的领导与对外文化传播机构和平台的建立，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坚实的组织保障。
综上所述，在近代以来长期形成的中外“文化落差”背景下，只有在思想认识和综合条件上实现双重突破，才能使中国文化顺利走出去成为可能。
二、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内容体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条件不断完善，但对于拥有数千年历史积淀并正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的新中国而言，选择哪些文化内容对外传播，亦是需要审慎思考的问题。毛泽东基于向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形象、开展与各国文化交流的需要，初步构建了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内容体系。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最具价值性的内容。文化是人的价值观念在社会实践中的对象化过程和结果，可分为物质文化（或器物文化）、精神文化（或观念文化）及介于二者之间的制度文化和行为文化。在当代中国的观念文化中，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构成了其核心和灵魂。推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关键任务，也正在于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走出去。首先，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构成了当代中国文化的价值中轴。其次，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对外传播，对于赢得各国共产党和国际进步力量的价值认同具有重要意义。实际上，早在全民族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在为《论持久战》英译本撰写的序言中就表示，“希望此书能在英语各国间唤起若干的同情，为了中国利益，也为了世界利益”。新中国成立后，为了满足世界各国人民了解新中国和中国共产党的现实需要，加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的对外传播尤显必要。
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对外传播中，最重要的是毛泽东著作和毛泽东思想的对外传播。毛泽东思想的主要载体是毛泽东著作，《毛泽东选集》是集中体现毛泽东思想的经典著作。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该书中文第一版出版发行，其外文版也陆续翻译出版。在革命取得胜利后，毛泽东提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要进一步实现与中国建设实践相结合即“第二次结合”。为向世界传播和介绍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就有必要把“第二次结合”的认识成果及时翻译传播出去。如这一时期产生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呼吁世界人民联合起来反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种族歧视、支持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的声明》等重要文献，毛泽东都要求“即刻付翻译”或“发翻译”或“翻译成英、法两种文”。此外，《毛泽东诗词集》作为毛泽东著作中思想性和艺术性兼具的作品，受到世界多国人民的欢迎。从1937年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在《红星照耀中国》一书中翻译《七律·长征》起，国外记者、诗人、汉学家等不断翻译和传播毛泽东诗词。1958年，外文出版社正式出版了第一本国内官方英译本《毛泽东诗词》，收录了19首诗词。1964年，毛泽东应《毛泽东诗词》英译者的要求，对自己诗词中的一些词句一一作了口头解释。1976年，外文出版社正式出版了包含39首译作的《毛泽东诗词》。
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其他成员的著作和思想也通过各种形式对外传播。外文出版社于年出版了刘少奇的《论党》英文版，英文杂志《人民中国》配发了该书书评。1951年，外文出版社又出版了刘少奇的《论国际主义与民族主义》英、法文版和《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英文版。此后翻译出版的刘少奇著作还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胜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四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等。周恩来关于文化工作和外交工作的著作和思想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广泛传播。外文出版社于1956年翻译出版了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英、德、俄、日、印尼文版。
（二）中国文艺精品
中国文艺精品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最具情感性的内容。推进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首先要促进民心相通。这是一项最深入、最长久、最基础的工程，而文学艺术则是促进这一工程最有效的手段。正如陈毅所提出的“艺术是高明的政治，是最强的意识形态”，文学艺术之所以能够产生巨大感染力、促进民心相通，就在于人类的情感、美感具有共通性。20世纪60年代初，毛泽东在同何其芳等谈论美学问题时说，“各个阶级有各个阶级的美。各个阶级也有共同的美。‘口之于味，有同嗜焉’”。与此同时，各民族的文艺由于带有这一民族特殊的民族心理、文化风格而使得这种“共同的美”显现出千姿百态，从而增添了“陌生化”的艺术魅力。毛泽东对于这一点深有体悟。1955年3月，他在同达赖喇嘛谈话时说：“我们中国的文工团到外国去演戏，演我们民族的戏剧、歌舞，大受别国人民的欢迎；如果我们全学外国的戏剧等在外国演出，人家是不欢迎的。”这意味着，在将中国文艺精品推向国外时，既要注意展现“同”，又要展现“异”。事实上，越是体现民族风格的文艺精品，越是能给外国接受者留下深刻印象，从而产生强大的感染力。
中华民族富于文化创造力，留下了数不胜数的文艺遗产。毛泽东认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因此，在将中国古代文艺精品对外翻译传播时，要注意选择那些具有较高人民性、科学性，能与当今时代发展更好契合的作品。如毛泽东曾称赞杜甫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人民诗人”，1958年3月在成都杜甫草堂参观时，他曾仔细察看各种杜诗外文版本。1963年10月，毛泽东赠日本前首相石桥湛山一幅曹操的《龟虽寿》，因为在他看来“曹操这首诗有辩证法的观点”。20世纪50、60年代之交，毛泽东根据国内外形势的需要，指示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何其芳编选一本《不怕鬼的故事》，并要求将该书“翻成几种外文，先翻序，后翻书。序的英文稿先翻成，登在《北京周报》上”。《不怕鬼的故事》的编辑出版和对外传播，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精神。
对于塑造新中国的文化形象而言，现代文艺精品的重要性不可替代。当然，与古典文艺相比，现代文艺还处在发展过程中，尚未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一些作品的经典地位尚未稳固。但是，展示新中国的文化形象，更加有赖于中国现代文艺而不是古典文艺。在1961年10月会见以黑田寿南为首的日本外宾时，毛泽东亲手书赠鲁迅的旧体诗《无题·万家墨面没蒿莱》，并提出“可以请郭沫若翻译一下”。郭沫若将其译成日文后，还按鲁迅诗的原韵作了另一首诗送给日本外宾。
（三）中国文化知识和技艺
中国文化知识和技艺是中国文化走出去最具知识性的内容。新中国的文化走出去，所面对的背景是西方文化的强势话语权。而要争得国际文化话语权，不仅要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价值力量、中国文艺的情感力量，还要靠中国文化本身的知识力量。相对于价值、情感来说，知识和技艺最具客观性，也最易于获得外国接受者的理性认同。毛泽东认为，中国文化所具有的特殊性并不是神秘的，而是有其内在逻辑，因此关键在于“要把根本道理讲清楚”。这就要求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挖掘、整理中国文化中的各种知识。正是按照这一思路，外文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了8部英文版的中国基本知识丛书，包括《简明中国历史》《简明中国地理》《中国哲学史略》《中国现代革命史》《中国的农业合作化》等。此外，中国有着悠久灿烂的农耕文明，留下了丰富的农业、手工业技艺。毛泽东非常重视这些技艺的对外传播。在1956年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中，他提出中国的豆腐、北京烤鸭等饮食文化是有特殊性的，“可以国际化”。这一时期，中国在技艺上大力援助亚非拉国家，如帮助马里种茶树和甘蔗，彻底否定了殖民主义者所谓“马里不能种植茶树和甘蔗”的观点。
应当说，以上三方面对对外传播都是必要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主导了中国文艺精品、文化知识和技艺的对外传播，是新中国成立后文化对外传播最重要的内容。
三、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基本原则
新中国成立之初，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面临诸多障碍。首先，中国与发达国家的文化发展差距不可能短时间内消除；其次，中国与许多国家在社会制度、文化传统上相差颇大；再次，近代以来西方帝国主义者编织的种种歪曲和丑化中国的负面形象仍有很大影响。如何在这种背景下推动中国文化走出去，是毛泽东面对的急迫问题。为此，他提出了一些基本原则。
（一）可以由“别人讲”，但必须要有“自己讲”
延安时期，以美国记者斯诺为代表的一批国际友人深入解放区，写作了《红星照耀中国》等一系列讲述中国共产党故事的作品，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不过在毛泽东看来，对外文化传播由“别人讲”固然是重要的，但最懂得中国文化的还是中国人自己，应该要由中国人自己来掌握对外文化传播的话语权。在50年代谈到新闻外宣工作时，毛泽东表示，新华社应当“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但一开始，由于新中国的外文出版和国际发行能力有限，《毛泽东选集》英语版采取由中国国际书店与英国共产党领导的劳伦斯出版公司签订出版协议的方式在英国出版发行。1954年3月，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来信提出，他们准备将《毛泽东选集》第2卷中《战争和战略问题》第一节的第一、第二两个自然段删去，理由是这两段主张武装革命，不符合他们的“英国到社会主义之路”纲领。中共中央宣传部拟答复同意波立特意见，但毛泽东认为“这样答复，似不妥”。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的否定性答复经毛泽东审阅后于8月23日发出。此后，毛泽东又于次年与波立特当面探讨过这一问题。但最终劳伦斯出版公司仍然在英文版《毛泽东选集》中删除了这两段话，中方最终决定不再授权给劳伦斯出版公司。这一事件留下的重要经验和教训是：对外文化传播固然可以由“别人讲”，但一定要有“自己讲”，否则，就有可能丧失话语权。
（二）适合外国人的接受习惯，不“强加于人”
毛泽东历来主张，宣传文章要“好好地说理”，不能写成“党八股”；要有的放矢，不能“无的放矢，不看对象”。对外文化传播和宣传更要适合外国人的接受习惯。在毛泽东看来，宣传工作上的“内外一致论”是完全错误的，“国家不同，做法也不能一样”。1968年3月，毛泽东在审阅《关于开好一九六八年春季出口商品交易会的通知》稿和关于一项援外工程移交问题的请示报告时，针对其中过度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问题，他作出批示：“这些是强加于人的，不要这样做”；“要注意不要强加于人”。1970年12月，毛泽东在审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关于邀请“荷兰共产主义统一运动（马列）”派代表团访华的请示》时作出批示：“对于一切外国人，不要求他们承认中国人的思想，只要求他们承认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与该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这是一个基本原则。”
作为博览群书并且擅长诗文创作的政治家，毛泽东深谙文化传播的内在规律。相对于语言和形式上的问题，他更加看重文化传播中的平等精神。毛泽东读完《琵琶行》一诗的感受是：“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在天涯。作者与琵琶演奏者有平等心情。白诗高处在此，不在他处。”在他看来，文化活动中的这种“平等心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文化传播的成效。而面对外国受众，更需要这种“平等心情”。面对中国对外文化工作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如过度政治化和“自说自话”等问题，毛泽东一直致力于制止和解决。针对当时所谓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的说法，毛泽东强调：“这种话不应由中国人口中说出，这就是所谓‘以我为核心’的错误思想。”他一再主张，无论人与人、政党与政党还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流合作，都必须是互利的而不能是以一方为中心的，“不能使任何一方受到损害”，否则合作就不能维持下去。
（三）实事求是地介绍和宣传中国文化
由于帝国主义的持续封锁和“污名化”，在国际上，中国人常常被刻板地描述为女人裹小脚、男人留辫子的“东亚病夫”，中国共产党人则被污蔑为不要历史、没有文化的草莽之徒，这些虚假的形象在不少外国人心目中甚至是根深蒂固的。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主要提出以下主张。其一，必须努力消除中外之间的文化误读。在新中国各种涉外活动中，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出国人员的作风和形象。例如，他鼓励莫斯科的中国职工要像“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一样朝气蓬勃，因为出国人员的精神风貌，实际上也代表着新中国的文化形象。其二，更根本的则是，要实事求是地宣传介绍新中国的文化建设。毛泽东特别强调，新中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了显著成就，但是“一穷二白”的底子也使其暂时不可能迅速改变相对落后的面貌，因此“在我们自己方面，对外宣传不要夸大。无论什么时候，都要谦虚谨慎，把尾巴夹紧一些”。他称赞《中国建设》“用事实说话”的做法，指示“对外宣传就应该这样”。
“大跃进”时期，对外文化工作中一度出现了“浮夸风”。为此，《中共中央关于在对外关系中切实纠正骄傲现象的指示》中指出，“在一切对外往来、对外宣传、对外接触中，都必须提倡实事求是的作风，坚决纠正浮夸和轻率的现象”，对外宣传必须有根据有分析，“宁可做得多说得少，决不要做得少说得多。凡是没有把握办到的事和还处于研究和试验阶段的事，一律不要对外宣传”；当然，也要“反对民族自卑感，决不容许对于我们自己正确的东西发生任何动摇”。总之，既要客观介绍新中国和中国文化，反对浮夸作风；又要坚定文化自信，反对民族文化虚无论。
（四）讲清楚民族特色背后的共通道理
人类文化是多样的，每个民族的文化都有其特色和优长。因而在毛泽东看来，文化交流就是“各民族间应该交流长处”。中华民族有5000多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中国文化走出去应当着重传播有本民族特点的东西。
不过，毛泽东所理解的“文化互补”并没有停留在感官性的民族特色展演和功利性的文化流通层面，而是强调要进一步研究和介绍潜藏在中国文化民族特色背后的规律和道理。他认为，中国的民族文化如语言、音乐、绘画等，“是有道理的，问题是讲不大出来，因为没有多研究”。之所以要讲清楚中国文化背后的规律和道理，是因为一个民族的“长处及特点”是该民族能在世界上长期生存下来的“理由”，而民族的“长处及特点”往往凝聚在民族文化之中。所以，讲清楚民族文化背后的规律和道理，构成了理解这个民族及其历史的关键。这既有助于增进世界上其他民族对这个民族的认识和理解，也有助于该民族文化的世界地位的确立。例如对于中医，毛泽东认为这“不只是给几个人看好病的问题，而是文化遗产问题。要把中医提高到对全世界有贡献的问题”。如果只从“我有你无”的感性层面去介绍中国文化，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就始终是浅层和被动的。
以上这些原则，与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所倡导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和独立自主的立场、观点、方法是相一致的，实际上是这些立场、观点、方法在对外文化工作中的具体运用。
四、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开拓性贡献和当代启示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新中国对外文化工作取得了颇为可观的成绩。从1949到1979年，我国用44种外文翻译出版了中国文化类图书9356种，其中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类图书3045种，文教类图书1232种，文学类图书中既有四大名著和李白、杜甫的诗歌，也有鲁迅、老舍等现代作家的作品以及《林海雪原》《青春之歌》等红色经典。截至1966年，新中国签订的跨国政府间文化合作协定达30多个，派出艺术团组和艺术工作者达168批、10133人次。这一时期，中国高度重视对亚非拉国家的文化传播工作。通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的对外传播，毛泽东的一些思想观点和经典话语如“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军民鱼水情”等，开始在亚非拉国家广为流传。同时，这一时期的文艺传播增进了外国观众对中国文化的情感认同。如有外国观众表示，中国文艺团体的表演“不仅富有强烈的民族特色，而且充满社会主义中国的时代气息”，“使人感到新中国腾腾向上的力量”。中美“乒乓外交”、中日“围棋外交”更是发挥了巨大的文化和政治作用。
时至今日，仍有一些人用“闭关锁国”来标定这一时期的对外文化工作，这无疑是十分片面的。如果立足于客观历史情境理性地加以分析，则可以看到，尽管处在冷战环境影响下，这一时期仍然致力于探索一种文化传播与政治宣传相结合的对外文化工作模式，既传播中国悠久的文明和现代以来的文化成果，又宣传社会主义的思想理念。这一时期对外文化工作筚路蓝缕的探索，其开拓性贡献不容否定。第一，摆脱了近代以来长期处于的被动局面，中国文化走出去逐渐形成规模，新中国的正面形象得到广泛传播。第二，党通过组建专门的对外宣传机构，培养对外文化传播专门人才，有效组织和领导了新中国的对外文化工作，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第三，坚持真正的文化平等精神，突破了过去对外文化传播基本只面向欧美国家的狭隘局面，将其扩展到包括亚非拉国家在内的全世界范围，完善和拓展了我国对外文化交往圈。正是通过文化方面的平等交流和真诚对话，我国与亚非拉国家不断增进了解，建立了兄弟般的深厚友谊。从1945年联合国正式成立中国即加入其中，到由于政治和历史原因新中国长期被排斥在外，再到1971年在亚非拉国家的鼎力支持下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这本身就是中国与亚非拉国家情深义重的有力确证和对“闭关锁国”论的有力反驳。
当今世界日益成为深度全球化的世界，任何民族的文化发展都离不开其他民族的文化。正如美国文化人类学家林顿所说的：一个美国人清早醒来，躺的床是远东式样的，盖的被子是印度人首先栽培的棉花制作的；起床后，他用高卢人发明的肥皂洗脸；吃早餐用的是中国人发明的瓷器、印度人发明的钢制作的刀、意大利人发明的叉子；他边吃饭边看报，这里的纸是中国人发明的，报纸是德国人发明的。世界各国的文化正日渐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和命运与共的深度关联。毛泽东的思考和探索对推进新时代中国文化走出去，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文化构建，具有重要启示。
首先，要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辩证处理中国文化走出去进程中的各种重要关系。马克思主义关于文化与经济、政治关系的经典论述，关于文化的进步论观点，关于文化工作的人民本位价值取向，这些至今仍然是处理中国文化走出去进程中各种重要关系的基本依据。这就要求，在文化传播心态方面，既不能因为我们是东方大国、文化底蕴深厚，便产生文化自负心态，鄙视相对弱小国家的文化；也不能因为我们在文化发展方面与欧美、日本等文化强国存在落差，就产生文化自卑心态，盲目崇拜西方文化。在文化传播内容方面，一定的文化与一定的经济、政治是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中国道路最直接的阐释和说明，理应是继承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因、革命文化基因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基因的当代中国文化。扩大当代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宣传，不仅可以向世界说明中国，也有助于树立中国的现代形象，回击西方敌对势力对中国的攻击和污名化。在文化传播对象方面，既要面向世界强国，也要面向广大发展中国家。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与中国同样遭受过帝国主义压迫，在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上也较为接近，因而当代中国文化中所蕴含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智慧更能为它们提供启发，也更容易得到它们认同。
其次，要继承和发扬古代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和平传统和新中国文化走出去的人民性传统，增进中外之间的理解、尊重和信任。中国古代以丝绸之路和郑和下西洋为代表的对外文化传播，形成了宝贵的和平传统。这些打通东西方的开拓事业“之所以名垂青史，是因为使用的不是战马和长矛，而是驼队和善意；依靠的不是坚船和利炮，而是宝船和友谊”。我国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指导下的对外文化工作，既是对中国古代和平传统的继承，同时又形成了另一种宝贵的传统即人民性传统。在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始终坚定地站在世界人民一边，而不是侵略者和压迫者一边。正如当时周恩来所强调的：“我们拿出去的戏剧和舞蹈必须具有丰富的人民性，否则不能感染人。”20世纪60年代几内亚总统塞古·杜尔访华时，曾被中国演员表演的几内亚舞深深打动，他说：“在西方是歧视我们黑种人的，没想到你们中国人愿意把黑色涂在自己身上来表演我们几内亚人的舞蹈!”新中国坚决反对国家、种族、民族和阶级之间的文化压迫，充分尊重相对弱小民族和底层阶级的文化，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充分信赖和支持，也给他们以莫大的鼓励。今天推进中外文化交流，应当充分继承和发展这两种宝贵传统。这就要求我们，其一，要始终以平等和谦虚的态度对待一切民族的文化，培养更多能够胜任对外文化工作的和平使者。习近平指出：“傲慢和偏见是文明交流互鉴的最大障碍。”在对外文化工作中，唯有秉持平等和谦虚的态度，才能互相打开心扉，文化交流才能真正深入。其二，要坚定地站在世界人民的一边，因为“就宣传工作而言，唯人民是上帝”，只有坚持人民至上，对外文化工作才能实现最大程度的民心相通，才能赢得最广泛的理解、尊重和信任。
再次，要实事求是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智慧，增进世界人民对中国文化的理性认同。中国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活动及其全部成果，因此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和宣传实际上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鉴于中外社会制度和文化传统上的差异，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与向中国人民讲述中国故事必须在语言形式、内容选择、方式方法上有所不同，不过二者的共通性就在于都必须实事求是。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既体现在对外文化工作者自身所讲述的中国故事必须实事求是，也体现在当他们面对外国人士过于褒扬或贬低中国的言论时必须有战略定力。
作为一种方法论，实事求是的深层含义是探求事物的内部联系及其发展的规律性，这也是对讲述中国故事的更高层次要求。毛泽东坚信，中国文化是有其内在规律和道理的，但让他感到忧虑的是长期以来我们对此“没有多研究”。今天，我们已经拥有比过去更为便利的国际交流条件、更为优越的研究条件，理应努力讲清楚中国文化背后的道理和智慧。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讲故事就是讲事实、讲形象、讲情感、讲道理，讲事实才能说服人，讲形象才能打动人，讲情感才能感染人，讲道理才能影响人”。只有当我们用实事求是的精神阐明中国文化背后的中国智慧，才能使世界人民对中国文化的认同更多地上升为理性认同，中外文化交流所实现的民心相通才能更加深入和稳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