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7月5日，《思想理论教育》2023年第7期刊发公司陶俊怡文章《伟大建党精神传承赓续的红色记忆路径》。

  ［摘 要］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赓续需要以“回溯性”的方式唤醒红色记忆。在二者的动态关联中，伟大建党精神的孕育凝结着红色记忆的耦合内容，在功能维度上与之高度契合。概而言之，红色记忆通过“符号凝缩—情节叙事—身体刻写”的运行机理作用于伟大建党精神的初始唤醒、故事构境以及价值内化，不断丰富和发展着伟大建党精神。因此，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应高度重视红色记忆的塑造，坚持二者同向发展的根本原则，丰富红色记忆载体，运用数字技术赋能红色记忆传播，在强化红色记忆中传承赓续伟大建党精神。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红色记忆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弘扬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用好红色资源，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宣传教育，深化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作为革命历史记忆形态与革命文化意象，红色记忆的历时性延续和现时态建构是实现政治认同的重要来源，能够为伟大建党精神提供丰厚的文化滋养与回顾性知识支撑。因此，唤醒红色记忆既是伟大建党精神在历史沉淀和代际传承中不断丰富自身内涵的客观需要，也是新时代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展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光明前景的必然要求。

一、红色记忆之于伟大建党精神传承赓续的重要性

伟大建党精神贯通历史、现实与未来，是一个具有超越性的概念。狭义的伟大建党精神是指建党前后具体时间节点的精神形态，而广义的伟大建党精神则是“通过总体回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历史进程，对其中的宝贵经验与深刻教训进行系统化总结，进而从精神层面凝练一种超越单个历史事件或时间节点的精神”。这也可以说，伟大建党精神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史沉淀抽象而成的基础性、根本性的精神基因，以此为“原动力”孕育并滋养着不同历史时期的精神结晶，构成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红色记忆是集体记忆（在特定群体中传递且得到特定群体成员支持，并为群体成员共享的结构化信息的总和，本质上是立足现在而对过去的一种“积累性或者穿插式的建构”）的一种类型，是对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的心智印象。当红色记忆进入由集体构建的有关过去的知识经验，并延展到文化传承领域时，其文化学意味得以显现。红色记忆又可拓展为红色“文化记忆”，即“被外化、对象化并以符号的形式储存，不像言语的声响或手势的视觉，这些符号形式是稳定的、超越情境的：它们可以从一种情境向另一种情境迁移，并从一代传递给另一代，作为记忆载体的外部对象在个人记忆的层面上发挥作用”。红色记忆在时空维度上已成为将非亲历者与革命历史相互融合，为我们如何看待过去、现在和未来指明方向的精神文化；在功能维度上指谓实现对党的初心使命的政治认知和认同；在建构维度上表现为对过去的一种选择性建构，它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为线索，又被当前的时代需求和社会关注所形塑。

当伟大建党精神需要通过“回溯性”方式激发和延续人们对党的初心使命的情感认同，以普遍性抽象化精神凝结成党的精神标识时，红色记忆将以“中介”的角色出现并彰显其重要作用。

其一，伟大建党精神需要红色记忆的内容“嵌入”。包含着“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思想要素、“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的行动要素、“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的意志要素和“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的品格要素，伟大建党精神内在蕴含着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和根本立场，构成类似生物遗传的“政治密码”——红色基因。这种跨越时空、实现意义定位的基因孕育本身就包含着与红色记忆的耦合。“党从哪里来”的历史性课题是伟大建党精神的理解起点。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党的全部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无论是中国共产党先驱们的历史群像，还是依托纪念空间打造的“记忆之场”，都能以重现之意完整地保存红色记忆，诠释着“党从哪里来”的历史认知，实现建党史从历时性“凝结”为主体共时性。从这一根本性问题可以看出，伟大建党精神的“本体”内容必然包含红色记忆内容，而红色记忆的内容诠释又遵循伟大建党精神传承赓续的原则和方向。因此，红色记忆在主体间流转与共享的过程能够以反复刻画的形式促使社会成员学习历史图景中的经验性信息，而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构成的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底蕴，将进一步为红色记忆嵌入伟大建党精神的恰切之道提供方向指引，在历史与现实、想象与实践的文化张力中不断获得生命力。

其二，伟大建党精神传承赓续的主体间性需要唤醒红色记忆。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具有知行合一的意蕴，生动诠释着“物质—精神、精神—物质”的辩证过程。一方面，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建党精神诞生于伟大社会实践；另一方面，正如马克思所言，“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伟大精神也将引领伟大事业的发展。在这一逻辑过程中，我们所凸显的是“现实的人”的主体力量，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是超越个人主体性的主体间性的传承赓续。我们每个建构主体都具有主客体的二重结构，不是单一的主体或客体，而是二者的有机统一。作为社会政治取向和政治心理基础的红色记忆浸润着人们的日常生活，全面地融入我们的生活世界中，既是“我”之所以为“我”的主体内在需要和确证，也是“我们”之所以为“我们”的主体间交往活动连接结构，即“每一种文化都基于一套共享的规则和故事（记忆），连接着每个文化主体与对于共同居住的意义世界的体验”。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既是中国共产党人理想信念、初心使命、政治品格的交互性延承和社会化影响，也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共建共享的精神动力。由于革命历史年代的远去，加之网络传播空间的无限延展，伟大建党精神要想深入人民的精神世界，形成具有强大“活性”的传承赓续机制，就需要唤醒使个人生命片段得以连缀及集体归属得以形塑的红色记忆，在红色“硬”记忆与“软”记忆的交互作用中完成“唤醒红色记忆→吸收红色历史信息→形成红色历史认知→塑造红色历史自信→赋能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循环演变逻辑链。

其三，伟大建党精神与红色记忆功能的相互契合。唤醒红色记忆之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性，最核心的在于二者功能呈现出相当程度的契合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从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中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从而在新的征程上更加坚定、更加自觉地牢记初心使命、开创美好未来。”弘扬伟大建党精神最终要落脚于主体身份认同和对道路的确证，落脚于凝聚全体中国人民力量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认同是红色记忆的核心功能。“每一个集体记忆，都需要得到在时空被界定的群体的支持”，红色记忆首先回答的是“谁的记忆、我的记忆、我们的记忆”等层层深入的记忆定位、共情联系和认同价值归属。红色记忆就包含区分他者和我者，其中蕴含的情绪记忆到价值记忆的升华深深沉淀在主体心灵世界中，构成了政治共同体的历史传统、历史根基和历史底蕴，形塑着共同体成员的政治身份归属与政治信仰。红色记忆关涉群体成员对过去经验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知的发展，最终指向凝聚思想共识的旨归。

二、红色记忆传承赓续伟大建党精神的作用机理

红色记忆之所以能够在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和弘扬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中介”作用，是因为红色记忆赓续必须遵循从认知走向行为实践的逻辑，经过“符号凝缩—情节叙事—身体刻写”循环演进，完成感性记忆向理性记忆、表象记忆向本质记忆的飞跃。概括来讲，红色记忆系统以层次连接作用于伟大建党精神，强化社会成员的情感共振以及价值内化过程。

1.  红色记忆符号凝缩激发伟大建党精神的初始唤醒

    

记忆本质上就是符号叙事或建构的过程。在对符号的界定中，索绪尔将符号看作是“能指”与“所指”的结合，皮尔斯将符号的可感知部分称为“再现体”，卡西尔将符号看作是人类意义世界的一部分的“指谓指号”。无论如何界定，任何符号都是携带意义的感知，没有意义可以不用符号表达，也没有不表达意义的符号。作为红色记忆系统中最基础的形象表征，符号充当着关于红色历史人物、事件和现象的形态性依据，具有凝缩特征，即“对事件认知进行凝缩与象征，将多层含义汇聚与流通，成为个体了解事件的聚焦切入点”。

当人在世界中寻求意义时符号才出现，符号是在世界（不管是“物理世界”或“经验世界”）成为人化的世界后，才具有存在的本体性质。因此，伟大建党精神传承赓续的唤醒环节必然要经过建党历史记忆从存储到重建，凝缩并阐释成红色符号系统，又以此为记忆固着、流传的“结晶点”，借助“被言说”或“被表述”成为我们所认知的确定形式，以此连接一代又一代的传承主体。就其本质而言，将建党历史形成的精神成果提炼成“伟大建党精神”的过程就是一个符号化的过程，这种符号凝缩一方面有效地将历史经验与历史信息进行意义性的整合和归类，另一方面也使人们在散乱的红色符号场中对党的理想信念、初心使命、政治品格进行初始唤醒和基本辨识。

在伟大建党精神传承赓续的辩证过程中，经典的指示性符号等具有定格永恒的价值，例如，“南湖红船”的图像，记录的是中国共产党开天辟地的大事变。这类具有明确表达意指的图像符号，以“能动意象”的作用方式释放着强烈的情感力量，联结着“党如何成立”的时空发生和事件联想。经典的红色符号互动的观念域能够给予我们广泛的记忆唤醒和丰富的情感体验，促使我们进一步解码建党记忆符号的凝缩意义。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方式实现了红色符号系统与互联网技术的叠加并存。信息技术赋能红色符号的多模态塑形，赋予个体更加有力的视觉、听觉复合刺激和层次多样的红色感知。这种以大量具象来表达意象的绝佳方式使历史的隽永突破了时空限制，使个体产生更加强烈的情感认同，无数先烈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的具象符码组合与汇聚后而形成的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的艰难探索与改天换地革命精神的集合意象，经由感知、思维、想象、情感复杂交织更迭，最终服务于伟大建党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2. 红色记忆情节叙事塑造伟大建党精神的故事构境

红色记忆符号的解码与编码，不断阐释和重现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形象。符号记忆所储存的丰富感性材料有待于经由叙事逻辑向更加具体、生动、深刻和详尽的情节记忆发展。叙事既是一种话语方式，也是一种思维方式。作为话语方式，叙事即讲故事，与抒情、说理相区别；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叙事即“情节化”，它是人的记忆、认知、梦和幻想等活动内在包含的结构。当历史的原始经验被主体记忆并选择性建构，历史的“诗性”维度逐渐显现并实现记忆化的延展，“可回溯性”情节化叙事塑造着我们所期待的知识体系和价值结构。具体而言，红色记忆的情节叙事一般以形形色色的生动话语为载体，揭示特定符号背后所隐藏的以时空和因果关系相“黏连”的整体经验（重要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等），以此实现更加具体、丰富和完整的识记、保持和再现。

红色记忆的情节叙事机制构造出以事件为重点的党的创建史或以人物为重点的中国共产党人的故事，这是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重要素材。要使伟大建党精神“活起来”，就必须将其中的深刻内涵转换为大众能理解并可以内化的话语体系。在现实性上，由于“采取叙事话语形式的每一个历史再现都构成了对行为序列的再塑造”，对于“党是如何诞生的”、“党的历史使命是什么”、“党创造了怎样的成就”等这类具有重大历史和现实意义的核心问题，以国家主导的红色记忆塑造，加之日常沟通的红色记忆共享，从而完成相对完整的叙事结构、连贯统一的叙事方式是非常有必要的。在认识论的范畴中，这种以“党史学”为学理基础，“史论结合”而又“宏微相济”的故事构境可以促使主体反思生活、认识世界，联结的是人们历史记忆与历史认知的触发点，能够促使主体对其中的历史信息和经验性知识体系进行深入学习。当然，红色记忆必然以个体记忆为基础，是个体记忆融汇社会关系的集合体。在这其中，每个人都对建党历史细节进行认识，对党的初心使命进行体认，在记忆的“社会框架”中完成叙事的因果解释，以记忆主体的返身性建构“讲述”着建党故事。

3. 红色记忆实践刻写促进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内化

作为合规律性和合目的性的辩证统一，红色记忆是一个持续生产与再生产的动态过程。作为记忆系统最高层次的目标归属，价值记忆通过直接作用于主体价值观而产生规训作用，以它的实在性和有用性升华历史观念，诠释血脉相承的共通与生存的意义。因此，红色记忆的赓续既要遵循真理原则，获得关于历史本质规律的理性认识，也要遵循从认识走向实践的发展原则，通过个体的记忆实践推动价值记忆“内化”和“外化”双重维度的塑造。

伟大建党精神与现实时空的纪念仪式建立连接，将构筑我们的共情之场。以视觉和听觉刺激诉诸主体自发性的情感流露，着力于仪式的规范性、固定性以及重复性，使无论是现场观礼还是媒体观礼的群众都能通过“身体在场”或“情感在场”感受其中深刻的价值内涵。同样，镌刻着伟大建党精神内隐价值观的红色革命纪念场域作为仪式载体的物理场域也蕴含着“记忆之场”的现实力量。在党的二十大闭幕不到一周，习近平总书记带领全体中央政治局常委瞻仰了延安革命纪念地，并指出，“延安革命旧址见证了我们党在延安时期领导中国革命、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历程，是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每次来都温故而知新，受到深刻教育和启示”，要求全党同志要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弘扬延安精神。在这种具有强烈情感连接与生命体验的红色场域中，每一个中国共产党人都能以身临其境的感觉重回那段激情昂扬的岁月，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延安革命纪念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等红色记忆场域，建基于“情感空间”沉浸，通过情景唤起、感受体验、促发联想等方式引导人们进行回顾性记忆与前瞻性思考，在感性和理性维度达到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共情共鸣共振。

三、强化红色记忆传承赓续伟大建党精神的实践路向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决定了红色记忆必然要打开时间的大门，在时空演化的历史纵轴上立足现实需要探寻赓续之道，在强化红色记忆中传承伟大建党精神。

1.  牢牢掌握红色记忆塑造权，确保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引领性

    

相同历史记忆带来的归属感和认同意识是现代国家存在的重要前提，正是相同的历史记忆把个人、民族和国家的命运结合在一起，现代国家才成为所有国家成员利害相依的命运共同体。红色记忆带有强烈的民族和国家烙印，是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积淀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层根脉，影响着人们的政治态度、政治认同乃至政治信仰。就其本质而言，红色记忆的塑造过程是国家主导下致力于守护个体心灵秩序以及形塑集体历史自信自强，立足历史事实充分发挥自身主体性的“共享共创”过程。因此，红色记忆塑造权事关中国共产党红色政权合法性、事关国家文化安全。因此，红色记忆塑造必须与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相契合，为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培育与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服务。

伟大建党精神是对中国共产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整体性精神勾画，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之“源”，其传承赓续关涉政治合法性的根基，它以“精神传递的模式”成为中国人民接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动力。因此，必须确保红色记忆塑造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同向性。随着时空转换与代际更迭，裹挟记忆“现代性危机”而来的历史虚无主义通过否定、歪曲或拼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史，企图从历史依据上抽除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必然性、合法性和正当性。“借用杂糅化、碎片化的史料论证其结论，在传播场域不断进行话语较量与交锋，造成了‘真历史’与‘伪历史’的激烈斗争”，以致社会主体的碎片认知无法形成系统完整的记忆链条，在无序状态中产生遗忘红色历史的风险。面对这种挑战，必须充分认识到红色记忆的重要性，牢牢掌握红色记忆塑造权，以伟大建党精神为引领加强红色记忆的塑造，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决抵制和防范历史虚无主义和后现代主义渗入红色记忆的塑造过程，旗帜鲜明地批判一切歪曲革命历史、虚无革命历史人物的错误思想。

2. 丰富红色记忆载体，营造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的文化环境

在长期的红色记忆历史延伸和现实塑造中，中国共产党创造并运用记忆符号、记忆之场、纪念仪式等大量载体。多样化的记忆载体比单一的载体更具有强烈的嵌入感，能释放出更为丰富的文化信息，这样才能在交互作用中更好地营造伟大建党精神传承赓续的文化环境。正是这些记忆载体将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内涵经由唤醒、感染、内化等心理机制实现向经验认识的转化，最终达致潜移默化的育人效果。因此，以红色记忆传承赓续伟大建党精神，需要注重发挥各种红色记忆载体的储存和传达功能，不断迭代和更新记忆载体。

首先，打造一系列蕴含伟大建党精神内涵的记忆符号。当今时代，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都出现了“符号满溢”的现象。如何在纷繁复杂的“符号之海”中标记出铭刻中国共产党本质属性、初心使命和精神品质的记忆符号，是传承赓续伟大建党精神面临的一大难题。为此，我们既要关注红色符号的筛选与重组，遴选出承载建党实践历久弥新的人物、情节、故事的文字符号、声音符号、象征符号，诠释并继续挖掘红色记忆符号；同时，要注重记忆符号的重构与再输出，尤其是要在遵循主体接受规律的基础上注重各记忆符号之间的内在联系与实质意义的一致性，重视对红色符号意义所指的统一诠释，避免出现记忆符号能指与所指相互对立、互相矛盾的情况，从而产生记忆的偏差、模糊和断裂。

其次，宏大叙事和微观叙事渗透融合，深刻诠释伟大建党精神的价值内涵。对过去的理解受制于很多因素，其中就包括“言说”过去的方式。在红色记忆的书写中，宏大叙事预设了一种整体史的关怀和总体性的历史框架，将中国共产党人创党建党的历史置于实现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宏伟历史与时代画卷中，以此彰显党初心使命的崇高意义。这种具有历史性和政治性的叙事方式聚焦党和国家叙事主体，贯通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回溯了党的百年历史发展的主题主线、主流本质，具有思想引导和理论辨析的重要价值。同时，红色记忆的集体框架是主体间的相互交流，伟大建党精神的记忆书写必然穿插着日常叙事。日常叙事在红色记忆建构中的意义在于串联党的百年奋斗历程的各个阶段，展现红色历史事件的具体发展细节，进而体现对于党的初心使命的认同。因此，讲好伟大建党精神的故事，需要将宏大叙事与日常叙事结合起来，在融汇辉煌记忆与悲壮记忆中彰显党的百年历程的崇高感，以真实故事和诚挚语言丰富党史叙事方式与讲述维度，体现讲故事要见思想、讲历史要见精神。

再次，开发伟大建党精神的红色纪念空间。结合伟大建党精神的纪念仪式，积极开展记忆的身体化实践。参观红色纪念场所、操演纪念仪式，能够直接锻造共同体成员的共享记忆标识，是唤醒和保持红色记忆的重要途径。一方面，人是记忆之场的主体，离开人的动态化实践与情感寄托，记忆之场的价值也将随之消散。因此，要打造承载伟大建党精神的记忆之场，必须实现红色纪念空间的主体性转向。要依托北大红楼、上海石库门、南湖红船等红色遗址和烈士陵园、革命纪念馆等纪念地，深入开展学习伟大建党精神的参观和体验活动，同时依托新媒体技术打造虚拟现实空间，使受众在交流互动中共同参与，传承赓续伟大建党精神。另一方面，纪念仪式要具有鲜明的主题性和情景性，能够在充盈历史信息的想象空间中联结个体与历史，使人们在相似情境的体验中生发情感，进而实现参与者之间的信仰共建和精神传递。荣誉表彰制度、纪念活动、烈士纪念日等都是围绕重要人物、重要节日、重要事件展开历史回溯与纪念，旨在架构富有感染力的象征之林，唤醒并保持历史记忆。新时代以来，我们把“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制度，设立烈士纪念日”作为文化建设的重要内容，就是将重要的仪式活动作为一种制度性安排，提升到国家制度的层面。

3. 注重红色记忆传播，推动伟大建党精神的宣传普及

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与发展，我们的集体记忆同样进入到由新技术主导的数字时代，拓展出集体记忆实践的新趋势。数字时代的集体记忆“体现了人文、艺术和科技携手并进、融会贯通，其本质是将现代信息技术和社会记忆建构有机地结合起来，利用数字技术以数字形式来捕获、记录、保存和重现社会记忆，进而实现对文化的保护和传承”。尽管在媒介技术的进步中必然隐藏着“技术性失忆”的问题，但“这个问题主要取决于媒介技术的运用情况以及媒介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也是一个文化问题，即一个社会如何去利用其媒介系统”。因此，顺应时代的发展变化，创新建构和保存红色记忆的方法和手段已成为加强伟大建党精神宣传普及的重要路径。

要以新兴媒介技术助力红色记忆传播，实现伟大建党精神宣传普及效果的最大化。一是要充分发挥红色记忆传播中的主体能动作用，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建党精神由丰富的理论内涵构成，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源头，以抽象化的总体性精神贯穿于中国共产党各个历史时期的伟大实践，并孵化出不同的精神形态。基于此，红色记忆传播要着眼于构筑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核心的学术话语体系，在互联网舆论场中积极“发声”，阐明伟大建党精神的核心要义与价值指向，进一步厘清伟大建党精神与中国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内在联系和逻辑关系。此外，在宣传普及的实践中要结合伟大建党精神传承赓续的群体特性，以党员为核心受众开展学习教育活动，达到“学史明理、学史增信、学史崇德、学史力行”的目标。二是要坚持以伟大建党精神为主题，优化红色记忆的传播方式。每一种集体记忆的“社会框架”都必须有大致的主题边界，其中包含着所指涉的象征符号等以及与之交叉的其他内容，它是集体共同梳理和设定的结果。红色记忆的意义承载丰赡而广泛，要以伟大建党精神为主线整合其所指涉的记忆内容，在综合考虑受众特征和需求的基础上依托“大宣传”格局在全社会范围内广泛宣传伟大建党精神。比如，充分利用全媒体传播手段，运用短视频、微电影、网络文章、纪录片等媒介形式和载体，融合视觉、听觉、触觉一体式实现建党理论及故事的呈现，通过数字化的方式修复和还原中国共产党建党创党斗争历史的珍贵历史影像资料，等等。这种数字化的知识管理工具与方法能够挖掘出红色记忆资源中关于伟大建党精神最为基本、稳定和深层的要素，帮助人们以数字知识的形式获得建党的历史信息和理论知识。同时，要充分调动各方力量宣传普及伟大建党精神，与时俱进地打造线上线下融合传播平台，实现伟大建党精神与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联结，使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将其内化为个人的精神追求，接力传承、弘扬好伟大建党精神。

（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思想理论教育》2023年第7期）

作者陶俊怡系伟德1949官网2020级博士。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新中国成立初期大众文艺中的英雄人物塑造及精神示范研究”（项目批准号：21CDJ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