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1期
作者简介：黄学胜，伟德1949官网副教授
马克思对蒲鲁东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批判及其意义
文章摘要：现有对马克思与蒲鲁东的思想关系研究还有深入拓展的必要，宜在无政府主义的语境中定位蒲鲁东及其思想，并在更广阔的启蒙政治哲学和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总体语境中来理解两人的关系。马克思对蒲鲁东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批判体现在理论基础、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等方面，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和空论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立场与小资产阶级立场、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人类社会”与自由社会等的区分。这种定位和理解有助于把握蒲鲁东的整个思想及其基本性质，也更有助于反过来证明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真理性，从而为21世纪的人类解放道路提供原则启示。
关键词：无政府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科学社会主义；辩证法；
一、现有研究及其拓展
近年来一批青年学人的崛起使马克思与蒲鲁东思想关系的研究受到了较多关注，但目前研究大多集中在文本语境特别是《贫困的哲学》和《哲学的贫困》的思想比较，聚焦于政治经济学、社会历史观、所有权、分工、方法论等具体问题，专题讨论马克思对蒲鲁东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批判和区分的研究还有较大空间。杨洪源的系列研究，尽管已经十分深入，但似乎他并未在无政府主义的语境中加以讨论，林钊尽管专题讨论了马克思对蒲鲁东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批判，但在对无政府主义思潮本身做出审视和定位并明确蒲鲁东在当中的位置，以及在将蒲鲁东思想视为一个有机整体并在原则高度上澄清马克思思想与之的区分等方面，还可加强。此外，他还把马克思未来社会思想做无政府主义解释，在讨论马克思与巴枯宁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区分时，提出：“在革命的终极目标上，两人都可谓是无政府主义者。马克思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取消了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自由人联合体，那当然是一个无统治、无政府的状态，因为统治阶级自身存在的条件也会在革命中被消灭。”这存在可商榷之处。
考虑到无政府主义正是蒲鲁东自己的思想定位，也考虑到作为“无政府主义和社联主义的真正创始人”，他广泛影响了巴枯宁、克鲁泡特金以及20世纪初期的一大批有分量的中国知识分子，而且在19世纪中后期的法国社会和工人运动中产生了更甚于马克思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与巴黎公社运动的失败也有抹不开的关联，还是应当在无政府主义的语境中来理解和定位蒲鲁东的思想及马克思对这一思想的批判。这种理解不仅有助于把握以蒲鲁东为代表的整个无政府主义思潮的基本观点和内在问题，也有助于深化理解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这一重要事件，有助于明确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原则界限，为进一步筑牢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提供理论支持。
在无政府主义的语境中展开讨论，以马克思的思想发展为线索、以核心文本为中心，梳理马克思与蒲鲁东具体观点、方法和立场上的差异，自然必要，但还应将其置于更广阔的启蒙政治哲学和马克思思想发展的总体语境中来理解，马克思和蒲鲁东都属于不满于启蒙之后的社会现状，并对启蒙之自由、平等和社会正义理想有执着追求的思想家，且都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展开了积极批判，构想了人类未来社会的理想状况，并都综合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相关资源，提出了一套有内在逻辑的思想整体。只不过，蒲鲁东并未真正走出启蒙的思想逻辑，马克思则有实质突破。蒲鲁东停留于抽象的人性标准或原则和对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阐释，并走向了无政府主义；马克思则将人性或原则拉回其尘世根基，实现了对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阐释，并走向了科学社会主义。由此，两人在思想基础、基本观点、理论视野、道路方式等方面，都形成了截然不同的看法，也由此导致了两人的决裂。在这样一种语境中，或能更好地理解两人的理论追求、思想性质及原则差异。
蒲鲁东主张无政府主义，否定国家，其思想根据和路数依然是启蒙主义的，这得到了马克思和普列汉诺夫的指证。马克思指出，“路易·波拿巴是这一阶段的拿破仑，而蒲鲁东则是这一阶段的卢梭兼伏尔泰”。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在谈到蒲鲁东将一切现实的经济运动置于经济范畴的“系列辩证法”的秩序中时，也指出，这种路数其实就是18世纪的启蒙思想家惯用的。后来，普列汉诺夫在《无政府主义和社会主义》中专门讨论和揭示了以施蒂纳、蒲鲁东和巴枯宁等人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是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及其衍生即空想社会主义有紧密关联的；指证他们都“力求设计出一种完善的社会组织，而且在进行这种设计的时候用某种抽象的原则作为出发点”，是“空想主义者”。因此，事实上可以将蒲鲁东定位为启蒙思想的继承者和推进者，其无政府主义思想正是启蒙政治哲学的后续反应，属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治思想的分支或余波。他力求人的绝对自由、平等和社会正义，是以抽象的人性观和先验的自由观为根据的，是希望“无人身的理性精神”的具体化，尽管形成了一整套涵盖哲学、政治经济学和未来社会理论的思想体系并且影响巨大，但他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没有跳出道德批判的窠臼，其未来社会理想没有摆脱“空想主义”的纠缠。
马克思同样也是一个启蒙的推进者，与启蒙思想的这种关联同样适用于包括康德、黑格尔在内的德国古典哲学以及对各式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解，这是一个共同的思想语境，问题就在于共同的语境却生发了不同的思想资源。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属于其中的两支，它们有共同的思想背景、共同的问题意识，却走向了不同的道路，又在社会主义的思想史和工人运动史上相互纠缠，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和清理也几乎贯穿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一生，这种清理构成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史上的重要事件，也正因此，更值得主题化的探讨。就马克思与蒲鲁东的关系而言，其实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就与蒲鲁东有所接触，由于当时马克思是一个启蒙思想的信奉者和实践者，因而对蒲鲁东有较高评价。但随着借助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转向消灭国家和力求国家的社会化之后，马克思才真正开始了与蒲鲁东的思想对话，也越加明确了他和蒲鲁东实际上有共同的价值目标即推翻国家和重建社会，有共同的对资本主义社会展开现实批判的问题意识（这与停留于思想斗争的青年黑格尔派有区别），但却有不同的理论基础，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变革道路和未来社会理想的不同的理解，而且蒲鲁东的这一思想还在法国工人运动中产生了广泛影响，因而必须与之划清界限。这对于坚持正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和真正有助于工人的解放事业而言，是十分重要的。
概括而言，马克思与蒲鲁东的区分全面体现于理论基础、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等方面，是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与历史唯心主义和空论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无产阶级立场与小资产阶级立场、社会革命与社会改良、“人类社会”与自由社会等的区分。无政府主义对真正的自由、平等和正义社会的追求以及对资本主义大工业和私有制的批判和其互助合作、伦理精神的培养等具体观点，尽管有一定价值，但其原则的抽象性和方法上的迷误，则是致命缺陷，须与之划定原则界限，对于社会的重建而言，只有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才是真理。
二、蒲鲁东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核心要义
无政府主义（Anarchism）思想最早可追溯至古希腊的昔尼克学派，在智者学派、伊壁鸠鲁主义、斯多葛主义等学说中也有其思想基因。作为一种社会政治思想，则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产生于18世纪，全面发展于19世纪，并在20世纪与其他理论合流中获得进一步发展。马克思与之展开思想对话的无政府主义者主要是施蒂纳、蒲鲁东和巴枯宁。这三人共同的出发点是，“从根本上反对以强制权威为基础上的一切形式的社会”，追求“一个没有强制因素的自由社会”理想，主张个人的绝对自由凌驾于一切权威或权力之上。但施蒂纳属于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尽可能不要社会组织、不要国家，事实上与社会主义无关；巴枯宁及克鲁泡特金属于集体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尽管反对国家，但还是“深信非强制性的协作制和合作制的优点”；蒲鲁东是介乎二者之间的无政府主义，直接影响了巴枯宁和克鲁泡特金等人，且自称为“社会主义者”，在《共产党宣言》中被马克思和恩格斯定位为“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是最为关键和重要的无政府主义者。
施蒂纳、蒲鲁东和马克思其实都与启蒙思想有着紧密关联，都对个人自由有近乎疯狂的追求。因此，保罗·梅洛克林将无政府主义视为“启蒙的孩子”，认为他们多将启蒙运动中倡导的自由原则转化为一种消极的自由和对权力的蔑视。保罗·托马斯也认为，“无政府主义者在对待自由原则的态度上出现分歧，一方面推崇个体自由，另一方面追求非个体价值的团结模式，这一徘徊同样反映在启蒙运动的政治理论中。”施蒂纳的特点是以自己理解的“唯一者”哲学作为基础，强调作为“唯一者”的“自我”的至高无上性，问题是并没有走出思辨哲学的窠臼，“自我”“不过是一个概念、一个观念、一个幽灵罢了：真正的自我是没有类、没有准则、没有模特儿、没有法律、没有义务、没有权利的”。蒲鲁东在哲学思想方面十分贫乏，是将卢梭、傅立叶、康德、黑格尔、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传统等相关资源杂糅在一起，马克思曾回顾说，在1844年间他曾使蒲鲁东“感染了黑格尔主义”，但“这对他是非常有害的，因为他不懂德文，不能认真地研究黑格尔主义”，这就决定了其理论基础并不牢固，马克思也毫不客气地评价《贫困的哲学》是“一本很坏的书”。此外，蒲鲁东始终维护的只是小地产和小手工业者的利益，其《贫困的哲学》只是 “petit bourgeois（小资产者）社会主义的法典”。
（一）以先验的自由观和抽象的人性论为思想根据
和所有无政府主义者一样，蒲鲁东把个人的自由视为至高无上的原则，认为它不应受任何限制。他还热烈拥护“平等”和“正义”原则，视“平等”为准则和理想，把“正义”看做社会发展的绝对价值和推动社会进步实现的原因，提出正义的实行就是“在劳动的平等条件下使每个人分享一份相等的财产”，认为社会、正义和平等是“三个相等的名词，三个可以互相解释的用语，它们的互相代替使用是永远合理的”。自由的社会就是正义和平等或永恒公平的社会。他还把“爱好社会生活”视为人与生俱来的、普遍的和永恒的共性，认为，“人生来就是爱好社会生活的，这就是说他在他所有的关系中都追求平等和正义，但他又爱好独立和赞扬”，不平等则是自私和理智专断统治的结果，新社会则应根据这些原则建立起来“正义”原则代表的是人性中的这种“相互性”，是唯一限制自由的正当条件，他想建立“一个人人都能在‘相互的’条件下享有自由的社会”，“一个自己享有自由也允许他人享有同等自由的社会”。这与后来巴枯宁的集体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不同在于，蒲鲁东还是忌惮集体主义的权力，主张自由社会不能凌驾于个人之上，只能作为自由的人的公仆而不是主人才能存在。在这个意义上，蒲鲁东的确属于施蒂纳和巴枯宁的中项。因此，他的未来无政府状态社会，“既不象在君主立宪政体下那样，是从属于秩序的自由，也不是受秩序严格控制的自由，而是一种摆脱了一切桎梏、迷信、偏见、诡辩、重利盘剥和权威的自由；它是一种相互性的自由，而不是一种受限制的自由；自由不是秩序的女儿而是秩序的母亲。”
从上述原则出发，蒲鲁东明确反对一切形式的国家或政府，认为“国家”是“强加于臣民身上的外在力量，而不是代表广大公民群众的机构”，任何形式的政府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全都以剥夺人类平等为基础，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正常”，是作为想象的产物并作为虚幻的普遍否定了个体之间的个性和差异，使本来为了自由而生的秩序反过来使自由成为不可能。他还攻击路易·勃朗派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反对一切形式的民主，认为“民主就是带着假面具的贵族政治”，是“专制的方式”“复古的和自相矛盾的”，没有任何人可以代表别人，因而代议制民主不是真正的民主，直接民主则总会使一个人或一批人高居于人民之上。一切形式的大众权力机构也应加以否定，“政治始终意味着中央集权”“政治就是权力的集中和个人自由的相应损失”；而“个人只有从权威和社会身份中解放出来，并根据自由契约来处理自己的事务，才能获得自由。”这样的社会状态只能是以个性和自治为基础且能最大程度实现人的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社会状态。人类社会历史是逐步缩小权威、扩大自由，进而通向无政府社会状态的历史。这样，蒲鲁东就把个人的自由推到极致，把政府的作用缩小到最大限度乃至最后消失，以一种更为纯粹和极端的方式表达了近代自由主义的基本主张。
（二）通过经济范畴的观念关系的演变来演绎自由社会
作为自由、平等和正义的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状态，“自由社会”是由经济范畴或经济力量的关系运动带来的。蒲鲁东对大地产和大资产阶级及其所有权的批判，并非否定私有财产，而是希望最大程度地保障小地产和小手工业的劳动及其所有权。这种批判欲上升为科学，当然不能停留于道德的愤懑，还须展开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因而蒲鲁东自然也就从所有权批判过渡到《贫困的哲学》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但这种批判却是在肯定政治经济学的经济范畴前提下进行的，他也将经济范畴永恒化，然后结合黑格尔哲学相关思想，将这些范畴视为理性精神的外化，并通过范畴观念之间演绎的辩证法即“系列辩证法”来理解社会历史的运动。他明确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联合原则及消灭私有制的要求，又希望将社会主义与政治经济学结合起来，这种结合的基础是被他形而上学理解了的黑格尔辩证法，即只是简单地从“好”“坏”两个方面来理解经济范畴及其运动，力求“好”的方面，避免“坏”的方面。为此，他提炼了经济进化矛盾体系的十个方面，即分工、机器、竞争、垄断、国家或税收、贸易平衡、信贷、私有、共产主义、人口，认为每一个范畴都有两个彼此对立并相互斗争的观念，观念的斗争引出作为合题的新的范畴，新范畴又挑起新的观念斗争，从而又引出新的合题，如此继续。范畴的演变就是日益走向合题进而走向更高阶段的人类社会历史的过程，是“经济的进化”，代表着新的经济阶段和时代的到来。按此方法，他把政治经济学关于永恒经济关系的看法当成“好”的方面，把社会主义揭示的贫困问题当成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坏”的方面，力图实现更高级的作为合题的“自由社会”。如马克思揭示的，这种阐释方式的问题在于，“在这一切一成不变的、停滞不动的永恒下面没有历史可言，即使有，至多也只是观念中的历史，即反映在纯粹理性的辩证运动中的历史”。这其实是黑格尔历史唯心主义的再现，只是要求经济范畴的重组。蒲鲁东“希望成为合题，结果只不过是一种合成的错误。他希望充当科学泰斗，凌驾于资产者和无产者之上，结果只是一个小资产者，经常在资本和劳动、政治经济学和共产主义之间摇来摆去”。
（三）在道路上主张改良，反对革命，在未来社会组织上力求通过合作和契约来建立以家庭为基本单元的自由社会
由于看到法国二月革命的失败，本质上蒲鲁东对人类社会历史只是做观念斗争的理解，真正现实的矛盾运动变成了观念的运动，范畴才是动力，范畴的改变必然带来现存社会的改变，因此他敌视一切政治运动，鼓吹政治冷淡主义，力图使无产阶级厌弃革命行动，实现与资产阶级的“和解”，称“更愿意用文火烧毁私有财产，而不是为有产者制造一个巴塞洛缪之夜而让私有财产重获力量”。在他看来，重要的是经济关系的改革，非政治变革，且主要是分配领域而非生产领域的变革。他还主张英雄史观，认为“历史是由学者，即由有本事从上帝那里窃取隐秘思想的人们创造的。平凡的人只需应用他们所泄露的天机”。他向往的是由小农和小手工业者组成的联合体，“社会实质上是家庭的组合”。他认为，家庭体现了以全国性劳动分工为基础的社会合作原则，每个家庭按照自然法则自谋其利，会导致家庭之间的矛盾，但这种矛盾会在一个以正义的相互原则为基础的而且个人和家庭都按照公平交换的原则获得其全部劳动果实的社会中得到解决。为此，应反对特权和垄断，成立作为自治机构而非国家机构的国民银行，发放无息贷款，各成员根据“自由契约”来建立新社会，这种新社会所需要的只是“相互原则、公平交换和信贷组织”。他把信贷制度视为劳动产品公平交换和个人自由得到保证所首先需要且几乎也是唯一需要的举措，认为无息贷款既能保证市场的充分供应，也能保证每个生产者都得到符合其产品的社会价值的报酬。“这一点做到了，国家或任何其他掌握强制权力的当局就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至于其余的事务，个体生产者可以利用生产条件所必需的自愿协作组织自行办理。”在蒲鲁东想象的未来社会中，“人与人之间共同享有最充分的自由的单纯关系”，“人人都能够按照本人的意愿在如下的条件下同他人订立契约：即保证人人都可以自由地进行磋商，根本不会由于权力垄断或财富垄断而使磋商的公平性遭到破坏”，“‘契约’实质上是立约者自由承担的义务，因而也就是生活在自由社会中的人们所必需遵循的行为楷模”。从本质来看，蒲鲁东是把家庭作为自由社会的基本单位，强调个人和家庭的独立自主，并且主张社会成员之间的协作和订立“自由契约”，最终实现个体生产者根据其劳动所创造的价值进行自由交换，从而充分实现一个个人自由和自治的新社会。
三、马克思对蒲鲁东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批判
在马克思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史上，蒲鲁东大多是作为批判对象而非思想资源存在的。尽管他的确先于马克思批判了所有权和资本主义私有制，先于马克思介入到政治经济学的批判领域，尽管《什么是所有权》被马克思称为“第一次使政治经济学有可能成为真正的科学”，但这一切并不能说明蒲鲁东对马克思构成了多大的思想影响。在马克思与蒲鲁东的思想关系问题上，宜更多重视前者对后者的批判，一方面是因为蒲鲁东从形式上综合了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和哲学，将自己的思想打扮成了一个逻辑相对严密的思想整体（这与马克思的路径类似），并在思想和实践上影响实在巨大；另一方面他所犯的错误却又是马克思与之对话的各种人物或思想家常犯的错误，这是一种有待清理的顽固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意义上，对蒲鲁东思想的批判和清理是对社会历史的科学阐释并真正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科学批判，得以生根发芽从而由理论变成现实的必经环节，这也可以视为马克思对其同时代人多次重复批判的继续。
正如前文所言，蒲鲁东和马克思都受启蒙思想影响且都执着于自由、平等和正义社会的真正实现。某种程度上，蒲鲁东对资本主义私有财产的激烈批判与恩格斯、赫斯一起，是马克思批判和超越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同行者；而且在一定时期蒲鲁东的批判相比于作为“思辨的唯心主义”的青年黑格尔派止步于宗教的批判，更具现实性，因而得到了马克思更多的肯定。但是，在马克思看来，从蒲鲁东基于抽象的人性论和先验的自由观的思想基础所展开的批判，本质上又未真正超出青年黑格尔派以及黑格尔哲学的唯心主义限制，这与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立场和观点明显相左。鉴于其明显的问题和严重的实践后果，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给予了蒲鲁东“毁灭性的批判”，并在不同时期的著作中都有重复或者深化这种批判。马克思则通过历史唯物主义的提出突破了一切旧哲学，获得了理解人类社会历史的科学的理论武器，还继承了黑格尔的辩证思维和历史思维，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
（一）批判蒲鲁东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基础
蒲鲁东的思想基础还是启蒙理性主义和人道主义，他坚持的是抽象的人性论和先验自由观，是把“自由”和“合作”作为衡量标准和应当实现的基本原则，其对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的批判并未深入到社会生产方式内部，本质上只是停留于基于上述原则展开的道德审判。他还把经济范畴永恒化并把现实的社会历史运动变成观念的关系运动或永恒理性的运动“人不过是观念或永恒理性为了自身的发展而使用的工具”，其经济进化也只是“在绝对观念的神秘怀抱中发生的进化”，给人提供的只是“经济范畴在他的头脑中的排列次序”。
这种理性主义哲学立场曾是马克思在《莱茵报》及此前阶段的基本立场，正因此，马克思那时还认为蒲鲁东的著作是“机智”的，“只有在长期持续的、深入的研究之后才能加以批判”。但很快物质利益难题让马克思发生了思想困惑，随后通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及对犹太人问题的审视，才真正认识到启蒙主义方案的问题在于停留于此的自由只能是形式上和抽象的自由，还须由此继续推进。从此，马克思走出了唯心主义，哲学立场上走向唯物主义，政治立场上走向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从《德法年鉴》开始马克思走上创立历史唯物主义的道路，并且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通过感性对象性活动理论的提出，实现了对理性主义哲学的突破，创立了以实践活动为根据的新唯物主义。在马克思那里，历史的前提是现实的诸个人及其活动，而非抽象的原则，是现实的诸个人通过他们的活动创造了人类社会历史和各种社会关系，人性、各种范畴观念受社会存在的制约并随着社会存在而发生变化，历史背后的动力不是理性精神或抽象原则，而是现实的诸个人的生产实践活动。抽象原则从来不是永恒不变的，它们应回到具体的社会历史语境中才能得到真正的理解。从此角度看，包括黑格尔、赫斯、圣西门等空想社会主义者，自然也包括蒲鲁东，由于停留于抽象的原则并从原则来看现实，都深陷于理性哲学不能自拔，深陷于对社会历史的神秘主义阐释当中。在马克思那里，自由原则和正义、人性、善等价值一样，都有其尘世根基，都建立在特定的社会生产方式基础上，并会随着社会历史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因而绝非永恒不变的，社会历史不是原则的实现，而是有其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身运动和发展的进程。在致安年科夫的信中，马克思批判蒲鲁东说：“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这实际上抽掉了蒲鲁东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根基。
（二）批判了蒲鲁东经济范畴运动的唯心主义性质及其方法论
蒲鲁东停留于经济范畴的观念运动来理解不同的时代，停留于从“好”“坏”两方面理解经济范畴，这是一种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既未真正理解社会历史的运动也未真正理解黑格尔的辩证法。在《哲学的贫困》中，针对蒲鲁东离开了社会基础抽象地谈自由意志，把一切生产者和一切消费者抽象为唯一的生产者和唯一的消费者，并从这二者之竞争来理解交换价值的产生，以及通过向别人建议的方式来说明“某些经济观念的产生”，马克思明确认为，现代社会不是建立在自由而是建立在生产组织基础上，蒲鲁东的这种抽象和李嘉图将一切经济关系加以抽象并置于特定的公式中的理解如出一辙，都是把现实的社会经济关系放在了经济范畴的转化公式中来理解，只是把历史变成了“适应观念顺序的历史”，把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关系“看成原理、范畴和抽象的思想”。“一切存在物，一切生活在地上和水中的东西经过抽象都可以归结为逻辑范畴，因而整个现实世界都淹没在抽象世界之中，即淹没在逻辑范畴的世界之中”。其方法一方面还属于 “运动的抽象”即“抽象形态的运动”，另一方面也只是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他从来没有超越过头两级即简单的正题和反题，而且这两级他仅仅爬上过两次，其中有一次还跌了下来”。
马克思则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上，认为经济范畴建立在生产方式基础上，范畴不过是生产方面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或抽象，受到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影响和支配，是生产方式从而也是生活方式的改变而使范畴发生改变，而不是相反。“手工磨产生的是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因此范畴观念只是历史的暂时的产物，现实的诸个人（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剧作者和剧中人。范畴体现了特定的社会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范畴体现的就是劳动与资本的矛盾运动关系，对资本主义的真正批判应是揭示劳动与资本的矛盾运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像蒲鲁东那样将现实的矛盾运动变成观念的运动，且还是简单化为“好坏”“善恶”两方面的运动。马克思认为真正的人类社会历史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的结果，是在社会历史内在规律支配下通向未来真正实现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的，这一过程真正体现了黑格尔辩证法所揭示的从低级到高级发展的逻辑上升过程。概言之，对社会历史运动的理解，蒲鲁东停留于历史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马克思坚持的则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三）在通向未来社会道路和对未来社会的基本设想方面与蒲鲁东存在差异
蒲鲁东反对一切政治活动，宣扬政治冷淡主义，诉诸于社会改良，看不到人民群众的社会历史地位，寄托于先进人物对原则的发现和理性精神的成熟，他的合作和自由契约思想也必然要求社会成员在道德上的进步，主张的是道德教育和伦理培养。此外，由于缺乏历史思维和辩证法思维，蒲鲁东其实是在维护私有制的前提下寄托于分配领域的改革，来寻求自由社会的实现的。他还反对一切国家或权威，主张未来社会是最大程度的自治和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社会。对此，马克思统统给予了否定和批判。在马克思看来，社会历史的发展受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支配，社会形态和时代的变革本质上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生产方式又决定分配方式，因此仅仅改变分配方式而不改变生产方式的改良道路，不可能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超越。蒲鲁东停留于小资产阶级立场，也不可能真正实现这一超越。恩格斯评价他是“一个非常拙劣的经济学家”，称他的科学是“空想的科学”。
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是分裂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社会，资本和劳动的矛盾关系是现代社会的最基本的生产关系，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不可避免，无产阶级也只能通过消灭私有制的社会才能真正解放自己，真正的自由、平等和正义也只有在扬弃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未来社会才有可能。蒲鲁东的政治冷淡主义不过是充当资本主义社会的忠顺奴仆，放弃政治斗争和社会革命，是不现实的，会对已经兴起的工人运动产生恶劣影响，只会葬送无产阶级运动的积极成果。在《政治冷淡主义》这一既是批判巴枯宁同样也是批判蒲鲁东的文章中，马克思指出，蒲鲁东“宁肯要国家警察而不要阶级对抗”，主张工人在“自由或竞争”的作用下走向互助论王国的，目的只是“捍卫自由，或者资产阶级的竞争”。在 《论权威》一文中，恩格斯也指出无政府主义者 “要求在产生权威的政治国家的各种社会条件消除以前，一举把权威的政治国家废除。他们要求把废除权威作为社会革命的第一个行动”。但他们是不理解权威的，“革命无疑是天下最权威的东西。革命就是一部分人用枪杆、刺刀、大炮，即用非常权威的手段强迫另一部分人接受自己的意志。获得胜利的政党如果不愿意失去自己努力争得的成果，就必须凭借它以武器对反动派造成的恐惧，来维持自己的统治。”无政府主义不过是“撒布糊涂观念”，“背叛了无产阶级运动”，“只是为反动派效劳”的。
马克思还反对蒲鲁东否定一切国家的观点。尽管马克思和蒲鲁东同样认为国家终将消亡，但由于强调政治斗争和社会革命的重要性，马克思并不认为可以放弃一切政治斗争，只从事社会重建就可以的，相反，在最终消灭国家之前，还需利用一切政治斗争的手段，工人运动需要共产党的组织和领导，需要首先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以剥夺剥夺者，只有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通向未来国家消亡的社会。未来社会也不是蒲鲁东认为的无政府主义的自治和自由的社会。正如诺曼·莱文所言，“马克思不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国家终结并不意味着无政府状态，更不是没有管理、没有治理、人们可以为所欲为，人类社会仍然需要制定规约人们生活的规则，这一职能将由市民社会完成。”国家政治统治的职能将被终结，但其管理和立法职能将被保留下来。“市民社会替代了国家，市民社会的有机体作为管理和立法的来源发挥作用。‘消灭国家’不是号召无政府主义，而是国家的管理组织被市民社会的管理组织所取代”。在这样的社会中，定然也是存在着某种特定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此外，与蒲鲁东事实上逆时代而动力图回到被资本主义大机器所扬弃了的小地产和小手工业时代不同，马克思认为未来社会一定是建立在现代机器大工业基础之上的。现有的物质财富将为未来社会奠定基础，共产主义也将在私有财产的关系运动，即劳动与资本的关系运动中既找到理论的基础也找到实践的基础。
结语
综上可见，马克思对蒲鲁东的上述批判，本质上就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这两条思想路线的区分，是辩证法和形而上学这两种思维方式的区分，是科学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这两条政治路线的区分。蒲鲁东的问题是，他始终受整个启蒙时代意识形态偏见的影响和限制，未能离开基于抽象的人性或理性原则展开思想体系的构建路径，沉陷在对社会历史的唯心主义阐释、对现实社会的道德主义批判以及对未来社会的想象基础之上，因而他的整个体系和构想都可以按照普列汉诺夫的揭示归入“空想主义”之流。从本质来看，蒲鲁东虽执着于个人绝对自由的实现，虽对资本主义制度展开了积极批判，但其致命缺陷在于，没有自己的新的可以突破理性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反而是以后者为基础，是将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人的哲学加以杂糅。而正如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所揭示的，这种哲学的最后完成即黑格尔哲学，不过是现代资本主义世界的观念论副本，不过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资本运动原则的观念呈现，因而停留于这种哲学是不可能真正实现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的。蒲鲁东只能认可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学说，不满于现代社会的贫困问题，从而又对社会主义思想给予了积极肯定，最终将被形而上学理解的黑格尔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思想等资源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套似乎相对完整的思想体系。但实质上，这套体系的思想深度是贫乏的，其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乏力的。他还始终局限于法国视野，受制于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立场，缺乏马克思的世界历史高度，批判和否定的也只是资本主义机器大工业和大资本，未否定私有财产本身，这就决定了他的资本主义社会批判只能停留于人道主义批判水平，不可能真正实现对其社会的历史批判。由于上述根本失误，他所主张的无政府主义的一系列举措不过是一系列的迷误，只会将工人运动引入歧途，不可能真正有助于人的自由的实现。因此，尽管他一再否定和反对乌托邦，他自己的未来社会理想也还只是乌托邦，不具有现实性和可能性。马克思毫不客气地称其“必然是一个空论家”。
尽管蒲鲁东自称是社会主义者，但其思想事实上是离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更近的，是启蒙理性主义和政治哲学的分支。在资产阶级立场、理性哲学根据、用原则批判现实、对个人绝对自由的顽固坚持等方面，蒲鲁东显然都未走出启蒙的视界，跟圣西门、傅立叶、欧文等人的空想社会主义一样，属于同一路径。由于他并未像施蒂纳那样将个人或自我绝对化，而强调“过社会生活”符合人的本性，从而为巴枯宁这种集体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开辟了道路，也因此获得了社会主义的外观。这种外观对于缺乏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修养的普通工人而言，极具迷惑性。他对个人自由、所有权、劳动权益、互助合作等的肯定契合了底层群众的现实需要，因而相比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更受工人阶级的青睐和待见。尽管这整套思想如上文所言，不过是一种服务于小资产阶级利益的杂糅的体系，本身并不可靠，须严肃对待和积极批判；但反思地看，其对个人自由的执着追求，对专制和权威的激进批判，对社会合作和道德伦理的重视等等，是值得肯定的方面，有其积极的意义和价值。
马克思对蒲鲁东无政府主义的批判主要还是基于历史唯物主义展开的，从而体现着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完整理解。从哲学基础看，马克思不同于蒲鲁东止步于理性形而上学，而是提出了以人的实践活动为根基的新唯物主义，区分于那种始终停留于抽象原则（自由或正义等）的唯心主义理解方式，真正实现了对社会历史的唯物主义阐释，揭示了原则本身的尘世根基，破除了对原则、范畴等等的永恒化的理解，进而为真正实现对资本主义的现代社会的批判奠定了基础。从对资本主义现代社会的批判看，马克思不是与蒲鲁东及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一样，停留于原则展开人道主义批判，而是回到了社会历史本身，通过其基本矛盾运动来揭示其走向灭亡和通向未来社会的可能性和必然性，真正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批判和实践批判。从对未来社会的构想看，因为有历史唯物主义做奠基，加上后期对资本主义社会批判所形成的剩余价值学说做支撑，马克思的未来社会理想不是空想，而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的结果。因而它不是乌托邦，也不是无政府主义的社会状态，而是既保障了人的自由、平等和社会正义的真正实现，又保留了原来国家的管理职能的新型的人类社会生活状态。从通向未来社会的道路看，马克思不同于蒲鲁东局限于分配领域的改良道路，而是要求实现对社会生产方式的根本变革，这种变革必然伴随着必要的社会政治斗争以及无产阶级的社会革命运动，在特定阶段也需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国家等等，这些都与无政府主义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相区分，也反过来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真理性。
马克思的上述批判，揭露了停留于抽象观念或原则、陷于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并返回到小资产阶级和小地产阶级立场的蒲鲁东社会主义的虚妄及其反动本质，进而极大驱除和清理了其在当时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中的不良影响，使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结合得更为紧密，推动了此后共产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这一批判和区分也显示了积极的现实意义：（１）蒲鲁东等人所持有的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思维方式其实在当下人们的思维领域和现实生活中仍有较大市场，马克思的批判和区分，充分显示了这种思维方式的局限性及其问题所在，这为强化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科学性、筑牢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领导权，提供了有力支撑。（２）马克思的批判和区分既体现了对理想的人类社会的追求，又特别强调社会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运动规律，是理想与现实的有机统一。这种对理想维度和现实维度的双重强调及其统一原则，仍是21世纪社会主义建设和发展的科学而有效的方法论原则。（３）对于资本主义的反思和批判，无政府主义是一种有效的姿态且有积极意义，某种程度上可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同路人，但还须摒弃其形而上学的思想基础以及错误的政治路线，以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形态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等为指引，这样，才能真正促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健康成长。就此而言，还须坚持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即21世纪马克思主义、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真正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致力于国家富强、民族复兴和人民幸福的中国梦和全世界人民幸福生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想的统一，致力于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内在统一。
（本文注释及参考文献详见《教学与研究》2023年第1期）